【美国示威】Antifa与无政府主义不死之迷（下）
只从政治理念看来，Antifa反抗的对象无疑是开放社会与文明的头号敌人，但其行动手段却存有道德和法律的争议。自特朗普于2016年凭着渗进种族主义的政见当选美国总统后，Antifa的追随者亦愈见相信，法西斯主义和另类右翼的意识形态正于美国卷土重来，尤其是在2017年8月维珍尼亚州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有新纳粹份子驾车撞死一名反种族主义示威者后，Antifa与另类右翼的对立便愈走极端。
承接上文︰【美国示威】Antifa与无政府主义不死之迷（上）
Antifa与另类右翼势成水火
Antifa在2017年曾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和加州柏克莱举行的右翼集会中砸碎窗户，并向执法人员投掷汽油弹，以阻止持极右政见的政治评论员雅诺波鲁斯（Milo Yiannopoulos）发言。
除了使用汽油弹，Antifa阻碍极右集会的策略还包括叫喊、组人链，或在社交媒体公开政敌的个人资料。纵然反法西斯主义者因其暴力行为偶尔起到“行动宣传”的效果，但不少温和的Antifa支持者亦会以海报、演说和游行集会传播政治理念。须强调的是，尽管不少Antifa的支持者蔑视使用暴力和武器，但他们也喜爱以“自卫”来合理化暴力。
撇除欲抗衡的政治理念和手段，Antifa的支持者亦非全然以无政府主义者自居。由于民众参与Antifa的原因只是出于反法西斯和种族主义等共通点，这使运动不但可以吸纳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更有不少女权主义者因不满特朗普政府的移民、医疗保健、堕胎权等政策而成为Antifa的一员，情况一如“拒绝法西斯主义”（Refuse Fascism）组织的泰勒（Sunsara Taylor）所言，参与Antifa的妇女是要回应“打击她们的事”。
这亦是说，Antifa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由上而下发动起来的组织，而是一群挺身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无定形、自发性的运动参与者。
社会不平等为极端思想续命
无政府主义先后经历专制君主的镇压及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而战后的物质世界愈见富足，已使这种政治思潮的吸引力大减，且成为左翼运动中最备受忽视的团体，但从美国近月的骚动可见，无政府主义不但并未像封建主义般彻底遭人唾弃，反而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更迭，重新被注入运动的能量。
在无政府主义的信念及其想像的理想国里，社会不会再有政府、法律、警察或其他由上至下迫使他人服从的“权威”。但没有威权的社会，又会否迎来混乱与失序？在十九世纪末须避走俄国、移居至美国的无政府主义倡议者贝克曼（Alexander Berkman）在其《无政府主义ABC》一书中写到：“无政府主义意味着你应该自由。谁也不能奴役你、领导你、抢劫你或将（意愿）强加于你……这意味着，你应有机会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并且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过生活……简而言之，无政府主义是指在一个社会中，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秩序和明智的生活。”
不过，要了解无政府主义者对“伊甸园”的渴求从何而来，不能从当下的历史视角审视过去，而是要从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更迭的世纪，了解他们认定的社会压迫来源，特别是对工资制度、法制和政府制度等的批判。
如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盛行的分析，贝克曼指，自工业革命后，“整个工人阶级将其劳动力出售给雇主阶级。工人建造工厂、制造机械和工具，生产商品。但雇主将工厂、机器、工具和商品的利润保留在自己手上，工人只拿到工资”。虽然这段分析与跟马克思所指的劳动异化如出一辙，即工人劳动后不但未能得到制成品的私有产权，而只是获分配工资（即制成品部份价值）作为劳动回报，但无政府主义者不只将劳动异化形容为“剥削”，而是常用普鲁东所言“富人的财产是盗窃得来”。
即使无政府主义者跟社会主义者皆想扭转资本主义下的财富不均，惟前者不但未视政府为过渡至社会主义的组织，反而认为政府是资本主义的“帮凶”。贝克曼指出，资本主义使“没有人创造的土地成为房东之物……工人建造的铁路属于铁路大亨……所有这些垄断者和资本家都有权从农民中获得利润，因为他们可使用铁路及其他设施，然后才会将食物拿给你”。然而，政府不但未出手平衡或矫正资本主义的掠夺性机制，其法律对私产的保护更“使这种资本主义的抢劫合法化，并予以维护；政府利用部份人民来协助和保护资本家抢劫全体人民”。故在传统无政府主义中，政府不单是理应废除之物，更是资本主义共生的“寄生物”。
诚然，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已非沙俄时期的农业社会，而过去百年来资本主义带来的物质生活飞跃进步，更使人们愿意放弃大破大立的暴力，循序渐进地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和历史终站。不过，Antifa能在近月美国骚动中“声名鹊起”，成为特朗普的“眼中钉”，足以证明无政府主义者即使不欲推翻整套制度，其批判视角仍有吸引之处。
纵然这场骚乱的导火索是警察滥暴，但更重要的是，这场种族骚乱背后的群众动力和怒火到底是如何累积和燃烧的。在经济分配不均上，2008年金融海啸的冲击，好比一盆冷水浇到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头上—贪婪的市场投机者把由不良贷款组成的“次按”包装成金融衍生品敛财，并在不负责任的评级机构配合下掩饰其投资风险，制造虚假繁荣，最终随美国楼市泡沫爆破而酿成世纪金融危机，按揭机构房利美、房贷美相继倒下，引发连锁反应，市场资金链断裂下炒卖次按的华尔街引火自焚，但当局却以“大到不能倒”为由，动用纳税人的钱拯救这些“罪魁祸首”，而辛劳工作的广大民众，则要承受金融危机对经济的沉重打击。当联储局借量化宽松之力走出金融海啸的阴霾后，民众不但依旧没有分享到经济复苏的果实，实际工资也不见增长，更要承受资产价格飞升而推高的租金和生活成本。因此，即使今日美国早非贝克曼所处的工业化时期，但资本主义与政府疑似“合流”作经济剥削的靶场， 只不过是由工厂转移至金融市场。
非裔美国人长年处于不平等位置，与无政府主义者对种族平等有共同的诉求。据《华盛顿邮报》统计，去年全美有1,004人遭警方射杀，其中235名为黑人，占总数23%；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数据则显示，黑人社区是最受新冠肺炎打击的群体，在逾十万宗死亡个案里占了23%，惟两者均远超黑人占全国人口约13％的比例。尽管这可归咎于医疗系统不胜负荷，但更深远原因在于非裔美国人在社会、经济地位和机会亦比不上其他族裔。
即使无政府主义屡在社会动荡中擡头，但跨越百年的发展已证明，这种极端政治思想因其内在缺失，只能成为小众信仰，难登主流之堂。如同上世纪为理想到西班牙当志愿兵的英国小说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向加泰隆尼亚致敬》一书忆述，现实政治的同室操戈、意识形态斗争，根本与其构想的乌托邦大相迳庭。再者，无政府主义者忽略的是，权力与压迫天然的共生关系不仅存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间，更隐藏在父子、婚姻关系中，成为人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联系。
是故，二十一世纪的无政府主义只是如美国知名学者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指，是“对人类生活中统治、权威和等级结构的激进怀疑论”，早已不再将破除所有组织、追求互助互利、自发性政治秩序作为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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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于第21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22日）《特朗普对抗骚乱的代罪羊 Antifa与无政府主义不死之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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