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破“反修例”的泡沫（下）——“戆居政府”助攻“非理性亢奋”
“我们香港到底赢了什么？”——去年“七一冲击事件”过后，从事港澳政策研究的钟民杰接受《香港01》专访，以此质问“反修例”示威者；他那时已对逐渐升级的暴力抗争忧心忡忡，认为示威者破坏了原本用来保障所有人的运行制度和决策机制，恐怕会令“反修例”的“政治泡沫”愈膨愈胀，导致激烈冲突无日无之。报道出街后，钟民杰曾遭一众“黄丝”口诛笔伐，批评他诋毁了示威者奋勇抗争、追求公义的高尚情操；然而事隔一年，钟民杰当日所指却都不幸言中，他再次与记者对话，苦心孤诣地剖析这场“大家都输”的政治博弈。
（《戳破“反修例”的泡沫》系列二之二）
承接上文：戳破“反修例”的泡沫（上）——“改变的荣耀”堆砌“虚假的幻象”
《戳破“反修例”的泡沫（上）——“改变的荣耀”堆砌“虚假的幻象”》一文中，神策研究院政策实验室总监钟民杰指出，“反修例”其实是一团被堆砌的“政治泡沫”，主事者以“改变世界”作号召，并把抗争打造成老少咸宜而成本极低的“活动”，令大家共同营造一种“改变成真”的“虚假幻象”。
“错误的理论促成好像符合的结果”
201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Robert Shiller曾经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点出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的原因，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当楼价上涨的新闻刺激了投资者的热情，投资者的热情又通过心理感染在人群中传播，并在此过程中放大可以证明价格上涨合理性的股市”，这导致投资群体愈来愈庞大，尽管他们可能怀疑投资的真实价值，但都会被吸引入局——钟民杰说，“反修例”那团政治泡沫也是这样形成的。
“很多投资专家都说，二战后的婴儿潮人口迈向退休之龄，他们需要持续而稳定的收入，必然会再买楼，而当他们买楼的话，楼价一定上升，所以你也一定要买楼，如果楼市受社运或疫情影响而暴跌，你更加要买楼，因为日后一定会回升——这导致了什么后果？当然是楼价的上升，因为大家共同推高了价格！但投资专家的理论根本不正确，不是因为婴儿潮人口买楼而令楼市飙升，是大家受到（‘非理性亢奋’的）影响，基于那个错误的理论去做了买楼这件事，最后出现一个好像很符合那个理论的结果，其实是一种‘自我实现’。”钟民杰解释。
“为什么‘一国两制’可以死完又死？”
什么是“错误的理论”？什么又是“好像符合理论的结果”？这个情况就好比每当推出一些涉及内地的政策，泛民动辄就高呼“一国两制已死”，并以此动员社会“誓死抵抗”，2003年《基本法》第23条立法如是，去年的“反修例风波”也如此，结果，原本行之有效的决策机制被破坏了，令中央迫不得已要出手修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亲自制订直接在港颁布实施的“港版国安法”，以打击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和外部势力干预。
“这次很多人都说，‘一国两制已死’，但其实回归二十三年来，‘一国两制’几乎死完又死、死完又死。问题是，如果‘一国两制’真的死了，为何我们今天仍然在叫喊这个口号？大家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喊什么？我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吗？我们的权利被收窄了吗？我看到的反而是愈来愈宽松，因为大家透过一些不法的手段，去拥有了一些原本不该拥有的权利，例如占领街道、随便打人、打烂店舖。既然如此，中央出手收紧这些不应该的权利，执正来做，这不是很正常也很应该的事吗？”
钟民杰为此翻查了昔日的新闻，发现自1998年“贼王”张子强潜逃内地被捕而引发应否将他移交回港受审的争议时，民主派已经批评内地判处张子强死刑等同将内地刑法“引申到香港”，导致“一国两制已死”云云，“之后‘人大释法’又死，‘政改起锚’继续死，‘占领中环’系咁死，一直死到现在。”
“‘自由’附有一定责任和义务”
又好比香港人最担心的“以言入罪”。无论是缠绕了三年才刚刚完成本地立法的《国歌条例草案》，还是令许多人闻风丧胆的“港版国安法”，其中一个被放得最大的担忧，是有关法律将会限制港人的表达自由，令大家动辄得咎；而钟民杰认为，乍听之下，大家可能会觉得“以言入罪”的说法很有道理，因为犯罪者可能真的因为说了某些话而被追究，“问题是，‘以言入罪’背后还有其他意思，不是你说任何话都会获罪，也不代表你可以‘自由’为名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毕竟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概括的“自由权利”，明明附有特别的责任和义务，以防止侵犯他人的权利、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
“但反对者往往只会提到《公约》的前半段，而不会告诉大家‘自由其实也有所限制’，结果大家又为了争取所谓‘自由’而与人为敌，觉得‘打倒某某某’，就能获得无所限制的‘自由’。”钟民杰说，除了“自由”，“民主”也是示威者常用的幌子，“大家以为民选的机制就是最好的，相信民选政府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照理说美国不应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不是动不动就把责任推卸给中国，经济衰退如是，环境污染如此。另一个例子是，台湾自1996年实行总统直选至今，仍然面对很多民生问题，反对者辩称是因为‘中共打压’，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无法选出一个人，可以抵挡中共的打压呢？”
以近期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而引发全美示威骚乱、迫使当局强硬镇压为例，当有人质问美国警察和香港警察有何分别时，很多人反驳指，美国是民选政府而香港仍然未能普选特首——“所以，有个民选的政府，警察就可以跪在人家的脖子上？为什么大家会认为，只要是民选出来的政府所做出来的任何事情，哪怕再不义，就一定是正确的？”钟民杰忍不住反问。
“戆居政府助攻示威者”
反对者们或许又会辩驳，认为“条路自己拣，好不好是其次，但特区政府既非民选，做得又差，实在难以服众”——但钟民杰指出，大家并没有清楚界定何谓“自己拣”，因为历史上有很多种选择的方法，有些皇朝甚至可以说是“人民的选择”，例如陈胜吴广起义推翻了秦朝，楚汉相争时项羽又不得民心，最后由汉朝奠定天下，“这算不算是大家的选择？但示威者所谓的‘自己拣’，其实只是投票，他们甚至以为这是唯一的一条路。问题是，投完了票又如何呢？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美好！”
“再者，所谓的‘民选’，也并不是‘全民选择’，某程度上，你也在帮下一辈选择，因为你的决定，必然会影响下一辈。上一辈选择了‘民主回归’，你现在不满意，所以要推翻要独立，那如果下一辈不想独立呢，到时候怎么办？是换个人上去就可以解决的吗？”钟民杰叹息，这样的“自己拣”也不过是个不负责任的借口，但最令他痛心的是，这一切的折腾如果没有一个失败政府的配合，其实根本不会成事，偏偏特区政府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博弈中，节节败退。
“政府没法令社会的机制运行下去，也没法令社会的规矩可以执行。‘反国教’用‘搁置’来平息，‘占中’之后以为‘大和解’就会相安无事，但其实反对者根本不想跟你和解，有些人就是想要借此获得政治利益，但政府却没有切断他们利用‘斗争’而获得利益的渠道，也没有重建一些‘依法治港’的政治规矩；直到‘反修例’，仍然以为‘撤回’就可以解决，面对违法冲击，除了‘谴责’，也就只会‘强烈谴责’，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香港的问题，在于没有人想为香港解决问题”
很多人说，“反修例”突显特区政府的治理能力不足，而钟民杰认为，更令人痛心的是，这种“能力不足”并非源于“资质有限”，而是整个特区政府根本不愿意提升能力，因为按照当前的利益分配制度，他们毋须提升能力，也能够获取政治利益，就算大锣大鼓培训这样培训那样，也只不过是透过虚假的学习来交差了事，就算做得不好也都不会被追究。
钟民杰把上述问题归结为“组织原则”的问题，从根本来说，是“港人治港”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他认为，大家首先要认识，特区政府是直辖于中央政府的特别行政区，而不是自己想怎样就怎样的“土皇帝”——“如果中央政府不理你，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特区官员对上和对下都不负责，因为他们只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但如果他们需要对上和对下负责，利益就不一样了。”
他补充，“领导抱负”是另一个关键因素，“有抱负的领导，可以打破很多既定的组织原则，如果没有抱负，就是一个普通官僚，能力永远只停留在那种水平，以为偶尔讨好市民就可以天下太平，但无法促进机制的良好运行，也没能推动社会前进，这样的社会，终究还是会死的！”
最后，钟民杰分享了一个多年前应征劳工及福利局政务主任的故事——
“当时主考官问我，假如局长出席一个活动，但现场遇到示威，但他不想见那些人、不想收那些请愿信，你有什么方法呢？我当时心想，原来你们的工作，就是要想方设法帮助最上面的那位去逃避？可是，这些政府高官每个月领取数十万元的薪水，被赋予为人民解决问题的权利和责任，说得难听一点，就算有一天示威者冲进他们的住宅，他们要死也应该死在里面，有什么资格走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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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17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8日）《戳破“反修例”的政治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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