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卷入“内斗”旋涡？ 其实，蓝黄仲有得倾
当有人拒绝用颜色标签自己，是否就成为了“异类”？当世界仅剩下两种颜色，社会纷纷归边站立场，香港何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社会的撕裂需要停止“内斗”，站在对立面的双方只有放下偏见，才有得谈如何一起走下去的共识。
放低成见，蓝黄仲有得倾？
反修例运动中产生的新词汇中，不少都反映出两个阵营群体的分化。“黄色经济圈”是指支持者以政治取态作区分所构建的经济圈，在消费时优先光顾政见及理念相似的“黄店”；“装修”是勇武派针对公共设施和亲北京商家的打砸破坏；“私了”是指双方以暴力形式私下解决恩怨，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不在少数。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动机及情感实验室于去年9月18至29日期间进行网上问卷调查，发现市民对社会上不同群体的情绪反应呈两极化趋势—逾六成反修例人士对香港警察、香港政府及亲建制人士“完全没有”同情；同时，超过六成支持警察人士对“和理非”及“前线”示威者“完全没有”同情。社会失去同理心，意味着意识形态凌驾于一切之上，立场先行令两派人自说自话，社会走向极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大家是否真的“冇得倾”呢？
黄文萱以“蓝黄是政见，黑白是良知”的口号为例作解释，这句话里，蓝黄分别认为的“黑白”是不同的，这是“冇得倾”的关键原因。再加上政府处理方式差，没有站在第三方施展公义，而是选择争端两边的其中一方，这就会令市民觉得连政府都是无法中立的。她表示，站在个人角度，她不会觉得“私了”是正确的处理手法，但她认为这是一种无处发泄的结果：“私了、失去同理心，真的是政府逼出来的—一方的阵营，在警方面前完全不需要害怕，可以横行，而另一方始终被打压，没有发泄的出口。游行也不行，打又打不赢，要怎么表达内心诉求呢？”理性沟通，应该没有人认为是错的。黄文萱历经区选，开始地区工作，也曾尝试过跟街坊“理性讨论”，但她发现很多时候，人们根本不是想要“诚心”沟通见解，只当她是“垃圾桶”，对她抱怨和指摘而不去听她怎么想。这令她感到挫败，也就愈来愈不想再跟这些前来“议论”的街坊解释了。
但相对于“蓝营政客”而言，她表示还是更了解“蓝色街坊”：“我真是不理解他们那边政客的世界，不知道他们是真心有信念还是想要利益、上位拿选票。街坊的话，可能会理解一些吧。有一些真的很信奉权力，觉得权威讲什么都对；有一些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中产，不想改变信了这么多年的价值，所以站出来反对任何影响到他们固有价值的事。”她所无法理解的，是那些极端化的人士，并认为浅蓝变深蓝是为了利益，才会讲很“出位”的话，“就像你不会想像田北辰、叶刘（叶刘淑仪）讲话会讲得很重、很出位的。同时我也无从得知蓝色的年轻政客是真的相信这一套信念，还是为了利益？所以在某一程度上，我不知道怎样跟他们聊。如果是没什么良心、为了上位发达，我就真的没什么好讲的了。”
“对方有些人对我们的定义太过幼稚，觉得我们听不进其他声音。”刘镇海回应对方阵营的质疑时称，“起码我们这些开明建制都是愿意听人意见的。在彼此都愿意向前一步的情况下，就是可以沟通的，不一定要把香港打成个死结，愈扯愈紧。”他没有急着为建制“正名”，只是说社会上被建制派“要么是既得利益者，要么是年纪大的人”的刻板印象蒙蔽眼睛。他边笑边举例说，泛民害怕“蓝丝”阿伯，建制同样怕“后生仔”。他们摆街站时，见到戴口罩的年轻人经过都会多留意一点：“会不会过来搞事呢？所以想想，真的不能这么定义。分蓝黄本身就已经错了，再分年龄层，更是错上加错。”刘镇海和一些来自建制派不同政党的年轻人组成了一个青年联盟，会时常一起讨论时事及未来出路，有时也会有些“浅黄”朋友加入。“他们是愿意沟通的，我们的责任就是去说服他们，起码大家都承认中央主权，在这个框架下一起争取点什么。但装睡的人叫不醒，不愿意沟通的人，我再怎么‘打开怀抱’都做不到的。”说毕，他又坦承了自己的“局限”，即使愿意“打开怀抱”跟不同想法的人沟通，但实际上也难脱“同温层”漩涡—伞运时他经历了与建制割席的“unfriend潮”，所以现在朋友圈子里剩下的“异见者”所剩无几。
蓝黄双方的“沟通”意愿、实际情况等，从两位年轻人身上可见一斑，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开明一派，但同时也需真正“打开怀抱”，多聆听、交流，不被“同温层”吞噬。做过记者，入过政府，“年资”显然更为丰富的罗永聪表示，自己的朋友什么立场都有，自己也不会特意帮衬“黄店”、避开“蓝店”，因为对他而言，选餐厅吃饭从来只有一个原则—想不想吃。他交朋友也是一样，友谊并非建基于相似的政治立场。他认为，多元本身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所以立场不同很正常，首先是不要去消灭、诋毁不同的意见，而是要去说服：“我不明白为什么突然之间，所有事都要顶着立场去看，没有立场就没得谈，我觉得很荒谬。”
罗永聪是“唯才主义”（Meritocracy）的信奉者，也认为香港一路以来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讲求用人为才，所有事情都要讲道理，不是讲拳头。大家在不同题目上将自己的立场看法表达出来，争取不同人的支持，这才是一个公民社会应有的质素。“我和一些朋友早前曾讨论，说共产党都重视‘又红又专’，要求立场坚定的同时，都要‘专’—要有能力。很不幸的是，现在我们香港只讲‘信得过’、‘自己人’，对‘专’很忽视。”他直言，香港赖以成功的是在市场里、在世界上、在争论中不断打滚的时候，有着汰弱留强的过程，胜出的人就会成为社会领袖，带着大家向前行。但现在商界也好，“专”界也好，都很少有人站出来带领香港向前了，因为大家都开始讲立场—多么悲哀。
“为了香港好”，共识可以有？
用两个颜色分化七百多万人，简单粗暴地令社会卷入“内斗”漩涡。但只要双方肯摘掉“有色眼镜”，放下偏见，对话不是没有可能的。没有沟通，失去同理心，就会令社会彻底支离破碎。罗永聪指出：“就算让蓝丝全住在东边，黄丝全住在西边，双方的浅蓝深蓝、深黄中黄又要接着分化。所以要找大家都能接受的共识，虽然这个平衡点比较难找。”
黄文萱认为，共识还是可以有的，即使在泛民当中，也有很多人想“回归平静的生活”：“比如说反修例时候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就算是一个普遍认可吧。谁也不想就这么过下去，谁想每天对着新闻愤怒呢？其实两边都不想的。”刘镇海也提到当时“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算是共识，只不过他认为泛民提出这个要求是为了调查警察，他则是为了调查事件本身，警察滥用警权一定要惩处，但如果被冤枉也要调查清楚：“虽然调查目的或对象有点不同，但最后都认可这个结果。所以说，这些诉求怎么会没得谈呢？有的谈嘛，只不过当时没有去谈。就像是国安法，也有得谈。中央政府有权立法，但都要收集当地民情，有什么办法可以给香港人多点保障呢？比如条文细节，还有我一直想要为港人争取的一人一票选特首，这都是可以一起讨论的。”
罗永聪叹道，社会变成现在这样，是香港的“命运”。同时他深感可惜，因为他认为香港从来都是讲道理而不是讲立场的地方，香港的成功建基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想要获得支持就要通过充足的理由和论辩，跟立场没什么关系。但渐渐地，立场变得愈来愈重要，两边都开始立场先行：“蓝黄之争其实是一个缩影—香港现在对merit（才能）的轻视，不看能力看立场。有人会说‘你这套过时了，罗永聪，香港现在不是讲这些。’我只能说，我尊重你有这个看法，但我不信，且不会改变我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不是说现在不是这么玩的，我就一定要跟着这个玩法，我会理解，但我不会认同。我知道这是我们旧时代人的看法，但香港真的不再需要了吗？看，香港现在变成了一个绝对蓝黄、绝对对错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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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17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8日）《黄蓝撕裂堕入“内斗” 百花齐放的香港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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