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疫情及社会动荡后 香港会出现新五大诉求吗?
社会运动走到今天,“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仍是不少人的坚持,甚至潜移默化为一种价值观。只是一年过去,反修例风波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政府各政策范畴停滞不前—全民退保遥遥无期、房屋政策仍旧以置业主导等—社会所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如雪球般愈滚愈大,改革却无从启动……如果五大诉求转而针对房屋、医疗、教育、劳工福利及全民退保,香港会有怎样的未来?
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撤回示威暴动定性、释放所有被捕示威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及落实双普选,在这一年内,五大诉求已成为部份港人的共识,成为反修例运动的主旋律。但一年过后,五大诉求终究实现了多少?除了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去年10月23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外,其余四个诉求仍是尚未实现的口号。
五大诉求未竟,但香港早已遍体鳞伤,过去一年,香港社会充满仇恨,不但没有朝向理想的方向,更像脱了轨的列车,社会民生原地踏步:房屋政策仍以置业主导、公营医疗系统长期负荷过重、教育资源患寡又患不均、标准工时及全民退保仍遥遥无期。而在生活失常、经济受创、民生问题亦亟待解决的情况下,改善香港管治便成为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工作。
社会需更多经济改革
“香港不仅需要更自由的社会,还需要更为公平的社会。”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学实践教授、领导力与公共政策高级培训项目主任刘浩典表示,现在的五大诉求明确却狭义,主要与反对《逃犯条例》及要求政府回应示威诉求相关,尝试争取更大民主及政制改革。刘浩典直言,民主化并非完全在香港政府计划之中,而且不能在短期内实现,但不代表香港不能迈向民主化,“民主有不同的形式,如一人一票选特首的直接民主,也可以争取协商民主,与群众一起解决问题,互相尊重地商讨香港的问题与未来。”
刘浩典认同追求民主的诉求,但他认为这在当下香港未必切实可行,或需以十年计时间去达成。他相信,短至中期而言,政府更有机会回应与社会不平等相关的诉求。
时代在变,市民尤其是年轻人不仅只考虑切身的民生问题,亦关心政治制度上的民主、社会的公义、公平等等。只是在缺乏社会保障的前提下,市民终日奔波劳碌,又如何把握自己的政治权利?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简称“社协”)在去年10月中政府公布《施政报告》前夕召开记者会,向政府提出“十大诉求”,除了“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和“落实真双普选”外,余下八大诉求涵盖房屋、教育资助等范畴:包括增加土地房屋供应,设立租津租管;设立全民退保,优化在职津贴;改革综援制度,检讨特别津贴;停止外判服务,完善劳工保障;平等教育权利,增加教育资助等等。社协认为,香港目前正面对回归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社会危机,而长期累积下来的社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仍有待纾解,政府应从结构上大刀阔斧地作出制度与施政改革,以挽回民心及重新凝聚社会,并解决基层居民的需要。
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民生,政府都必须正视。五大诉求,部份实为民主及公义的追求,但民主的本质亦在于公平及公义的权利,诉求不能与民生割裂。在刘浩典眼中,“一只手拍不响”,社会动员的规模代表人民对议题的取态,政治改革是重要的,但现在却与民生诉求出现“错位”,社会改革显然并非每个人的首选,但若香港社会能够为此动员,相信情况会变得不一样:“政府会想,当没有社会动员施压关注这些问题,为什么我要关注这些议题?”
刘浩典直言,修例诉求与政治相关,但香港不能止步于此,社会需要更多的福利及经济改革:“改善社会不平等最为重要,但现在社会有多少相关的讨论?例如失业保障、社会保障,我认为现在是没人谈论。”
未兑现的民生承诺
另一边厢,政府也只推出一些小修小补的措施。今年年初,政府召开记者会公布十项改善民生政策措施(见表),包括将现时的长者两元乘车优惠门槛由65岁下调至60岁、改革长者生活津贴计划、将法定假期增加至17日等,预料各项措施涉及100亿元经常性开支,即政府经常性开支会增加2%。当时,特首林郑月娥否认措施是为过去半年的施政失误“补镬”。
意图难以揣度,但相隔近半年后,措施的推行进度如何?在这十项民生措施中,尽管政府一早表示落实时间各异,除了发放现金津贴程序较迅速外,不少措施均需时研究,亦有不少距离落实之日遥遥无期。例如增加法定假期一事,事实上劳工顾问委员会曾于去年进行讨论,但未有共识,政府亦未咨询商界意见;而为低收入人士代供5%强积金或于2024年方可全面落实。
更重要的是,财政预算及社会政策应以长远惠及大众利益、改革深层次结构矛盾为依归,若然政府未能解决社会分配问题,单靠派钱或是小规模改革也买不回政治上失去的民心。例如在退休保障一事上,根据政府最新数字,即使在政策介入后,长者贫穷率仍达30.9%,可政府仍采用审查式长生津应付了事,而对全民退保只字不提。而且,有学者担心政府只依靠税收*支撑长生津的开支,长远来说,公共财政将难以为继。
*注︰有民间团体提出三方供款的全民退休保障方案,透过社会共责共享及财富再分配的方式,让市民在退休后仍能获得稳定的基本收入,纾缓长者贫穷情况。
动荡是社会问题的照妖镜
恐惧无助政府施政。刘浩典认为,对政府而言,社会动员、抵抗及压力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政府不应惧怕社会动员,而是应学习如何面对社会压力,以及向正确方向前进。香港经济结构单一,面对冲击时更显得脆弱。他说,一直以来,香港经济过分倚赖旅游业,并且很大程度向内地旅客及资本倾斜,因此,香港需要更多元化的经济。他认为,在接下来的五年,大型的社会保障改革、失业援助、退休保障、房屋保障等减少社会不平等的措施,以及再重新定位香港经济应可付诸实现:“香港政府有能力及愿意推动改革,长远而言对社会及市民也有益处。”
只是每当谈起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都会搬出“加大财政负担”等说词推脱。“政府对福利有错误观念,没有视之为投资。”刘浩典解释,若政府改善住屋保障,市民对未来会更有信心;若政府提供退休保障,实际上也可刺激经济,这些福利都是创造繁荣及有动力社会的必要因素。他说:“疫情爆发前,欧洲国家经常游说削减医疗、教育及福利等开支,而在大流行病后,却揭露它们的医疗系统丧失处理能力。”
刘浩典猜想,其他地区在疫情过后也会着手改革,同样道理也适用于香港,社会动荡及疫情暴露了香港在社会福利及保障方面的不足,给予政府契机反思香港问题。
若香港想成为成功的自由市场,政府便需要有强劲的社会开支作支撑,“福利不止是只会花钱的开支,而是福利转移。我会很惊讶—如果政府官员仍然认为这些是不必要的开支、只会减少盈余,这代表他们没有从过去学习,在2008年(金融海啸)一事上汲取经验。如果他们还是这样想,这真值得香港来一场抗议。”刘浩典补充,如果政府仍然抱持着过时的观念,自由市场只会继续换来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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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217期《香港01》周报(2020年6月8日)《疫情及社会动荡后 香港会出现新五大诉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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