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出现拐点　西方舆论下的中国形象

新冠病毒来袭，引起全球恐慌；由于该病毒最先在中国武汉发现并爆发严重疫情，“黄祸论”再度兴起，掀起新一轮歧视华人乃至亚裔的风潮。不但向来具优越感的西方人，就是邻近的亚洲，华人也遭到其他国家的人歧视，如日本有人称中国人为“生物恐怖份子”，而华人之间也出现互相歧视，例如香港有餐厅就公开声明不接待内地人，内地其他城市早期更有人见“武汉人色变”等等。
撰文：凌月

迄今为止，观乎整个抗疫过程，中国的种种表现和西方媒体的反应，这个时候，二十世纪初英国小说中傅满洲（Dr Fu Manchu）的形象不禁跃然脑际，仿佛反映了世人对中国的某种观感。

二十世纪初，英国小说家罗默（Sax Rohmer）在其系列小说中塑造了傅满洲一角。这个人物首次出现在1913年的《傅满洲的谜团》（The Mystery of Dr Fu Manchu）一书中，是一个瘦高秃头、倒竖长眉、面目阴险的人。他博学多才，懂得古今中外所有的科学知识，手下多是持刀的恶棍和流氓，晓得使用诸如毒蛇、蜘蛛乃至细菌一类的生化武器干尽坏事，而不喜用枪炮。

然而，傅满洲却拥有海德堡大学、索邦学院和爱丁堡大学等学位，是个语言天才，能说多国语言。他这个角色无疑是个既聪明又邪恶的歹角，反映了当时西方人对华人的普遍印象，并形成“黄祸论”及由此产生恐惧与歧视。

当人们因为成见而对某个群体产生与事实不符的负面观感时，就会形成歧视，而疾病每每会加深歧视。由于新冠肺炎最先在中国发现，疫情初期，表现慌张，加上信息混乱，中国人予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带来疾病和灾祸，以及这种疾病是由于中国人乃至华人生活习惯的不文明所致。

首先是部份西方媒体把疾病和中国拉上关系，并大肆渲染，慢慢更影响至民间，扩大至视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人都是带菌者，需要加以提防。例如早在1月底，丹麦全国性报章《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刊载一幅讽刺漫画，将中国国旗上的五颗星星换上病毒形状的图案；接着是法国知名地方大报《皮卡德信使报》（Le Courrier Picard》以耸动的文字如“黄色警示”、“黄色危险”作标题和图片说明，并配上女性华人戴口罩的相片；而著名的德国《明镜》（Der Spiegel）周刊2月1日出版的一期甚至以《冠状病毒，中国制造》为封面标题；《华尔街日报》也发表由美国巴德学院教授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撰写、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评论文章（编按：该文刊于2月3日，标题为该报评论版编辑所拟）……

与此同时，戴口罩的海外亚裔人士明显遭受异样眼光，甚至被扔垃圾和遭严重殴打……

其次是咬定病毒的源头是中国。之所以如此，除了最早在武汉发现病毒外，还认为中国文化较为劣质，民众生活不检点，较为野蛮。在世界卫生组织2月12日为病毒正名为COVID-19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等仍坚持用“武汉肺炎”（Wuhan Virus）、“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等字眼称之，特别强调病源来自中国。

美国右翼的福克斯电视台（Fox News）主持人沃特斯（Jesse Watters）更在3月2日的节目中表示，中国人需要就新冠肺炎疫情“正式道歉”。他又称，疫情发源于中国是因为“中国人吃蝙蝠和蛇”。3月发布的美国民意调查机构“拉斯穆森报告”（Rasmussen Reports）数据显示，42%美国选民认为中国应赔偿部份由新冠肺炎带来的财务损失，36%不同意，22%不确定。

即使是一些香港人，也表示对疫情感到愧疚，有媒体至今仍坚持用“武汉肺炎”的称呼。甚至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传染病专家袁国勇也曾与助手于《明报》发文谈到疫症的名称，指摘吃野味的习惯“是中国人劣质文化之产物”。

高效先进VS野蛮专制

如今，特朗普已收回“中国病毒”的称呼，袁国勇也撤回《明报》文章，但那种关于中国人的传统恶习造成疫情、中国文化低劣的说法，仍广泛流传于坊间。而且，作为“一党专政”国家，中国官方长期予人实行高压、不尊重言论自由的印象，所以，由西方媒体主导的舆论界在批评中国应对疫情的表现时也受这种观感影响。

有人批评中国初期隐瞒疫情。虽然中国政府已惩治武汉主事官员，并经调查后对“疫情吹哨人”李文亮的表现予以肯定，乃至追认为“烈士”，不过，西方的报道仍不时指摘中方这方面的过失；即使中国的抗疫措施见效后，还是抓住不放，例如英国《太阳报》于3月19日就有题为《不要忘记中国如何隐瞒疫情使新冠病毒扩散》（Don't forget how China let coronavirus spread while trying to cover its tracks）的文章，指只要中国官方提早三个星期行动，感染个案已可减少95%，并阻截跨境传播。

李文亮本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疫情爆发初期，他于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的微信同学群组中提醒大家小心出现沙士（SARS）式病毒，要注意保护，后来当地派出所因其“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提出训诫。

有人认为，这本是疫情初期，大家对疫症没有足够的了解，有关当局的循例行动，李文亮本人也没有遭受惩罚，但在网络的误传和西方媒体铺天盖地的渲染下，却令人以为李文亮受到极大的迫害，并封他为对抗中共专制的英雄和觉醒者。实际上，李文亮是一名共产党员，并非反建制的人。但西方媒体的渲染无疑加深了人们对中国政治体制专制、野蛮、不可靠的印象。

《纽约时报》中文网2月27日更有《中国宣传机器在新冠疫情中受挫》一文，批评中国官方媒体在手机和电视上大量炮制关于团结、牺牲的影像和故事，推出名叫“江山娇”、“红旗漫”的卡通吉祥物，意在危机时期激起年轻人的爱国热情，在前线医护缺乏口罩等基本物资的情况下，鼓吹个人牺牲，宣扬女性医护为了抗疫剃光头，指出中国网民也质问这些女性是否出于自愿，以及为何没有男性剃光头的照片。

该文又批评一些关于医护人员“妈妈刚过世”或“孩子刚出生”就走上前线的报道，听起来相互雷同，更有违常理，例如西安的一家报纸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位护士刚出生的双胞胎宝宝问爸爸“妈妈干嘛去了”；另一家内地报章写道，一名护士去了前线后，2014年起就处于植物人状态的丈夫，每次听到她的名字就会微笑，“好像知道自己的妻子在做着一件伟大的事情”。

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中国式集体主义、牺牲精神与西方主流主张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民主相抵触，被认为毫不人性化，西方媒体尤其不能接受中国官方媒体在疫情下刻意营造英雄形象，认为这一切都是虚假、不可信的。

由于世人对于中国文宣手法的成见，连带确诊和死亡数字，也提出质疑。抗疫初期，试剂不足等问题还令人鄙夷中国医疗条件。

不过，随着疫情发展，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公布的确诊和死亡数字大致可靠，西方各国也存在试剂不足的问题，西方的数字也因检测的不全面而显得不尽不实。这时，才令人思考是否诚信不一定是政治体制的问题。

疫症后来不断蔓延，尤其是欧美社会疫情和死亡人数远比中国严重，其政府表现更显手足无措，让西方开始发现，中国的体制也有优秀的一面，媒体对于中国的抗疫措施涌现一片惊叹，例如3月19日的英国《卫报》就发表文章《中国的抗疫封城措施：野蛮但有效》（China's coronavirus lockdown strategy: brutal but effective），更进一步指“世界对武汉的隔离措施感到震惊，但它看来已见效”（The world was astonished by the Wuhan quarantine but it seems to have worked）。

此外，更有媒体对于中国短时间内建成火神山、雷神山两间医院表示惊叹。中国的强制性封城措施的确违反了自由、民主，可是用于抗疫这种特别时期，显然异常奏效。所以，当欧洲大规模爆发疫情后，多国都效法中国的封城措施。

另外，《经济学人》2月20日那期专门介绍了中国运用高科技监控系统来抗疫，例如用不同颜色的QR code来辨别国民的健康状况，从而拟订不同的防疫策略；3月14日那期报道中国为确保春耕不受疫情影响，开辟“绿色通道”保障春耕物资配送到位，当中可见中国体制的机动性和效率。

不过，西方媒体后来对中国抗疫的种种正面报道似乎无助消减一般人的歧视心态，人们觉得中国无疑很高效、先进，却也是“邪恶的”，因而更为可怕。正如傅满洲聪明绝顶，却用旁门左道，因而不容于正道。

近期，西方政客和部份保守媒体更急于强调中国在疫情初期瞒报和处理失当，以致出现由官方和民间机构向法院提出诉讼，向中国索赔的现象，至今为止的索赔总金额竟高达50兆美元。以往各种疫症，源自各个不同国家，并没有人提出索赔；2008年，由美国次按危机引发金融海啸，波及世界各国，也没有人向美国追讨，如今却出现为新冠疫情向中国索赔的怪现象，不能不说这也是出于歧视，甚至可以说是，日渐强大的中国招来嫉妒和排挤。

此外，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外交上的一些表现，以及在有关病毒来源争拗中的处理手法，也颇有微言，认为中国予人愤世嫉俗又野心勃勃的感觉。

对于中国针对《华尔街日报》拒绝为有关“亚洲病夫”文章正式道歉而吊销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一事，有人便指，欧洲一些国家也曾被媒体冠以“sick man of Europe”之类的负面形容词，但都处之泰然。而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官方大可以轻描淡写，从而淡化有关词汇的特别色彩，而一味指骂只会显得愤世嫉俗，不够泱泱大度。

至于中国与美国之间关于新冠病毒的源头之争，西方媒体固然对于特朗普刻意污名化中国不以为然，但同样批评中国有意“推卸责任”。

大国担当VS野心勃勃

新冠肺炎疫情最早于武汉爆发，早期报道的病例也指是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因而那里被认为是新冠肺炎的发源地，人们也称之为“武汉肺炎”。

但这假设却未得到科学验证，中国呼吸系统专家钟南山在2月的记者会上就表示，疫情虽然首先在中国爆发，但不一定发源于中国。（编按：后来多份中外医学报告均推翻“源自华南海鲜市场”的说法，病源至今未有定论。）

然而，以右翼为主的美国政客却不断在病毒来源问题上大做文章，不时在病毒名称上玩弄文字游戏。以致中美双方在“病毒源头”上展开了你来我往的多番较量，各方民间也在社交媒体上出现维护己方的言论。

有人认为，既然病毒最先在任何一个国家出现都不是原罪，舆论就没有必要在这个议题上纠缠不清，中国外交官和官媒不懂避重就轻，只会招来各国非议。例如，3月28日《经济学人》的“茶馆”（Chaguan）专栏副题是《中国在新冠疫情上的卸责行径难以担当负责任大国》（China's blame-shifting over covid-19 sits uneasily with claims to be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来批评中国政府。

近年在西方媒体上，不时可见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官员的批评声音，指中国采用“战狼式外交”。西方媒体指出，中国外交官往年一向克制，只有当政府被批评时，才会表示抗议，但近年却改变了韬光养晦的作风。

与此同时，中国在自己抗疫见效后，支援其他国家，将检测试剂盒等医疗用品及专家送至海外，又将诊疗手册译成各国语言。这对于未来中国发展“一带一路”或有帮助，也颇能赢得一些友谊，塑造慷慨解囊的大国形象。意大利外长迪马（Luigi Di Maio）就曾在脸书上发布中国运送医疗物资和人员抵达意大利的视频，对中国的支援表示感谢。面对疫情扩散，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在3月15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该国正在申请加入欧盟，但欧盟却限制出口医疗防护用品以应付疫情，令塞国无法从欧盟进口急需的医疗设备，故此，武契奇说：“团结的欧洲不存在，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国。”

在疫情持续、物资紧缺之际，中国展示了工业种类齐全和产业链完整的优势，仅口罩就占全球生产的一半，成为世界各国的强大后盾。中国已向很多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非洲联盟等提供检测试剂、口罩和防护服等物资援助。中国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机构也向韩国、日本、意大利等国捐赠物资。疫情无孔不入，亦已蔓延至一些贫穷国家，这些地方更需要强大的支援，因而仰赖中国，中国能为他们提供帮助，令各国感受到中国的友善。

有人以“口罩外交”来形容中国在疫情中的对外援助，并认为中国是在透过对各国的支援，努力修复1月初有关武汉疫情处理手法的争议，表明中国是有担当和慷慨的强国。但中国伸出的友谊之手却未必赢得人心，而且物资供应引起的纠纷还产生不利的舆论，甚至令人感到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有很大野心。例如，巴西教育部长温特劳布（Abraham Weintraub）就在Twitter上暗指新冠疫情或有助中国“主导世界”，指摘中国厂商藉疫情谋利。

对于竞争对手来说，就更会心怀嫉恨。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特朗普政府的高级贸易官员纳瓦罗（Peter Navarro）说，美国反对中国把为美方提供物资变成宣传资本，以提升自己在国内外形象的任何努力。而中国一些医疗物资的品质问题，也常常见于西方媒体的报道上，影响人们的观感。

中国在对抗新冠肺炎的战役中报捷，打破了过去世界重大危机中，皆由西方国家带领全球渡过难关的惯例，3月27日的G20视像会议就是在中国主导下召开，塑造了强国的形象，却令美国感到失去领导地位的威胁。而西方也显然并未有心理准备接纳中国成为世界领袖，他们认为中国缺乏坦诚的胸怀，近期也使用过多愤世嫉俗式外交辞令。

最令中国尴尬的是，就在连美国总统都收回“中国病毒”的称呼之际，在台湾和香港，还有媒体坚持用“武汉病毒”这个名称，千方百计表达对所谓“中国文化劣根性”的不满。其实，中国人自己在自己心目中的负面形象才是最可怕的。

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显然就要摆脱诸如傅满洲一类的歹角形象。中国如何扭转西方的歧视和排斥，跻身国际舞台，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国文化深厚悠久，无论古代、现代，都有好多令人神往的人物形象，中国显然需要透过各种途径塑造这类形象来代表自己，而不是任由西方媒体塑造另一个傅满洲作代表。

上文刊登于第212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4日）《疫情出现拐点　西方舆论下的中国形象》。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