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基金】疫情揭示保障漏洞 就业安全网宜涵盖散工
听取民间意见后，政府在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大幅加码，包括动用810亿元向为雇员作强积金供款的雇主提供50%工资补贴，每名雇员每月最多可补贴9,000元，为期半年；部份没有供强积金的行业员工及自雇者，包括体育机构注册教练、地产代理、的士及小巴司机等，亦提供一笔过资助，大部份为7,500元。
劳工政策缺失 散工成漏网之鱼
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更全面，但没有供强积金的临时工及自雇人士成“漏网之鱼”。例如跟发型屋拆账并以支票支薪的发型师；又如以合约工或散工形式受聘的建造业从业员；还有年满65岁仍然工作的长者，他们不用供强积金，自然无法受惠。为何政府以强积金供款作为受资助资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解释，外国可以迅速而全面发放资助，靠的是失业保障、中央公积金、年度报税等记录，但香港各项有关就业人口的记录均有遗漏，而有税务记录的人较强积金记录的更少，故采用后者为凭据。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亦坦言，“政府每次遇到同类情况都很惆怅。”
在一众高官的眼中，这是制度缺失造成的不幸。然而，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何这个制度缺失可以长期存在？为何没有供强积金的人（大多为散工或自雇人士）要沦为被牺牲的一群？更重要的是，这群在香港存在已久、且愈来愈多的劳动人口，为何到今天仍没有诸如强积金之类的劳工保障？
谈及工作形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标准就业（长工），即同一时期为单一雇主工作，由雇主提供工作器材，合约没有完结期；另一类是非标准就业，包括临时工、兼职、多方雇佣关系、自雇（表一） 。计及兼职，非标准就业者占香港就业人口比例虽然远较全职就业者低，但为数不少，以全职/兼职分类，政府统计处推算2019年5至6月兼职雇员有21.7万人，占总体就业人口约7%（表二）。若以就业稳定性分类，以2019年为例，合约员工有24.06万人，临时工有8.89万人，自雇者数目为23.27万人，三者占本地整体就业人口（撇除外佣）的14.5%（表三）。回顾过去十年，这三个工作类别的就业人口有起有落，但比例相若，自雇者的升幅尤其显著（表四）。
自雇人士趋增 零散工由来已久
放眼全球，自雇和临时工等非标准就业者不在少数，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统计，其成员国中有16%的劳动人口为自雇人士，而在受雇劳动人口中，有13%为临时工，比例较香港为高。非标准就业者其实由来已久，现在跟过往的分别在于工种和取得工作的渠道。以香港为例，由上一辈不时提到的穿胶花、剪线头、当小贩，到现在年轻人经常说的网约车司机、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斜杠青年（slash族）等，工作性质虽然各异，但本质都离不开自雇或临时工的模式。
加拿大麦马士达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经济学者Jim Stanford解释，我们习以为常的全职模式只占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部份时间，包工制（putting-out system）拥有更悠久历史，流行于欧洲的纺织制衣、造鞋、制锁行业。在这生产机制下，商人把原材料发散至小家庭制成产品，甚有现在外判制的影子。他指出，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兴起，大量生产为主的工厂兴起，技术和器材也系于生产线，而且跟工人密不可分，标准就业盛行。国家制订法律、社会保障和劳工权益政策以规范标准雇佣关系，例如劳工法例预设转工是异数，工会和集体谈判权是常态，社会保险来自每月薪金及定期供款。
工业资本主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顶后逐渐消减，1973年的石油危机是转捩点，滞胀和产品盈利倒退，令福利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思潮擡头，并由英美两国带头落实于经济政策之中。此政策思维要旨是：要复活经济，首要取消各项管制，压低薪金，打击工会，让人力和资本可以随处流动。同期，通讯和物流技术提升，产品可以分拆不同地方生产，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劳动力大派用场。
香港是工业转型的缩影，二战后工业蓬勃，碰上八十年代内地改革开放，工厂北移，制造业由盛转衰，惟受惠于金融地产和专业服务业发展，市民收入与消费能力持续增加，承托各类服务业，维持经济增长和全民就业。然而，这个繁华表象背后是产业结构与政策的僵化，九十年代后期至千禧年，亚洲金融风暴与科网爆破接踵而至，痛击各行各业，企业裁员、减薪，把部门外判。
因此，一些极受经济起伏影响的职业，例如售货员、侍应等，多以兼职、临时工形式聘用，以应付浮动需求。政府亦“不甘后人”，在1999年起扩大合约外判服务，美其名增加效率和令行业更专门，实为精简人手减低财赤，尤以保安、清洁、社会服务为甚。
一边是政府管治与企业经营思维僵化，另一边是资讯科技急速发展，遥距通讯与云端数据储存等应用日益普及，以往集中同一处所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可以分散进行，而且从业者有能力承担电脑等器材成本。专上教育普及，年轻世代知识水平提高，他们渴望工作和时间自主，争取决定劳动成果，减少受企业及上司操控。两项趋势互相结合，造就诸如资讯科技从业员可以承接设计项目，毋须受聘於单一公司。即使非科技人才也善用科技机遇，例如车主可以在空闲时间接网约车生意或派送外卖。此外，多得科技进步，网络平台衍生了新形态的零散工作方式。
弹性工作一直存在，政府有份推波助澜，但似乎对这种工作群体相当陌生，以至抗疫基金挂一漏万。工会、社福团体、立法会议员多次要求政府加强保障零散工，政府却似乎无动于衷。2018年6月，劳福局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指出统计处的季度综合住户统计调查没有临时雇员资料，但该处其实另有报告推算临时聘用人口。当被问及有否计划仿效外国，扩大《雇佣条例》的涵盖范围，加强保障弹性工作者时，局方直言没有计划。
也许，政府误把弹性工作的困境当成基层困境来处理，以为推出鼓励就业交通津贴和在职家庭津贴，就能帮补他们增加入息。事实是，非标准工作者来自各个阶层，非基层“专利”。环顾其他已发展国家或地区，政府已陆续规范弹性工作，例如为这些非标准工作关系设定义，界定他们为雇员或自雇者，或者另立新类别，订立专属的劳工和社会保障法规。
继续阅读︰【抗疫基金】解破散工、自雇者缺保障困局 改革要从三方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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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12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4日）《疫情揭示保障漏洞 就业安全网宜涵盖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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