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VS国民 恋殖VS去殖 公民教育深陷两大困境
公民教育，泛指培养政治群体成员，特别是新成员或下一代，认识和建立其公民身份的一种教育。去年爆发的反修例风波折腾了香港大半年，随着示威者们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再次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对香港公民教育问题的反思亦迫在眉睫。港英殖民到主权回归的历史，令“香港公民”具有与别不同的政治性及复杂性，而当下正面临公民教育与国民教育的两极分化，以及从未成功去殖民化两大困境。公民身份具有本土、国族及世界公民身份三个层次。全球化、本土化和国族化一方面可被视为相互竞争，另一方面亦是多层次互动及相互加强的过程。
近十年来，提及香港公民教育，人们往往论及反国教运动后公民教育与国民教育之争，少有反思殖民地时代公民教育所遗留的影响。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教授谢均才认为，公民身份的取向，实则是一种文化秩序的建构；从霸权理论来理解，文化和意识形态现象是公民社会中具有不同立场的团体间的斗争。但他说，尽管在文化场域有所斗争，公民教育和国民教育不一定排斥，不一定不兼容：“你可以想像一个民主国家，比如欧洲一个独立国家，它的公民教育也会培养国民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一定程度会培养对欧洲的认同。”
那么，在香港，为何会爆发如此激烈、非此即彼的冲突？
问题一
公民教育VS国民教育
谢均才认为：“回归之后，公民教育的重点——无论是特区政府还是中央政府的重点不再是人权、法制这部份，而是《基本法》的教育和国民身份认同的教育。这个当然是因为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对‘好公民’的理解不同了。”正是由于对“好公民”理解的流变，使得香港形成两种力量的对抗——国民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对峙。
香港公民社会的特点是各种志愿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各种不同目的、利益和意识形态而繁衍，矛盾因此更为复杂。谢均才解释：“比如这个时候讲《基本法》教育，你是强调‘一国’还是强调‘两制’？强调人民的权力还是强调国家这个大的框架？身份认同就更加重要了。最初讲的、很温和的，是在讲身份认同，但讲来讲去就讲到爱国了。香港人对这个本来就比较感冒。因为以前是没有爱国这个东西的。”
主权回归后，“人心是否回归”成为中央政府关注港澳问题的重点之一。近年来逐步加强的国民教育可以视为佐证，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早前接受传媒访问亦表示“国民教育一定要做”，“也一定要想办法加强香港年轻下一代对国家的认识和认同。”前者能否实现后者的目标？谢均才认为，“单以国民身份认同来讲，我们不可以期望通过教育系统来教人爱国”，“我们都不能期望教育系统来教我们爱家、爱这间学校，因为他爱不爱家、爱不爱这间学校，应该是自己的体验，学校教育、公民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你对一个团体对有没有归属感，最主要是来自你的集体经验。”
2008年，港人对“中国人”这一身份认同达到高峰。沙士（SARS）后的同舟共济、奥运带来的民族自豪及汶川地震时“血浓于水”的连接，成为一代香港人的记忆。“基本的政治概念我们可以教授，但这种情谊方面的东西，我不相信学校教育可以做到。”谢均才坦言。
以内地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例，尽管被称为“公民教育”，其内容却是向学生宣扬特定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培养对国家和共产党的忠诚。香港社会因此而警惕国民教育的民族主义立场。谢均才在其论文《谁的公民教育？香港非政府组织的另类论述和实践》中写道：“有些人力拒中国政府单方面垄断对爱国的解释，认为它压制人民表达对自己的民族或国家的真实且多样的感情……强调爱国也会与当前的教育及课程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即满足学生的个别需要及培养学生的批判思考与分析技能。显然，当国民身份认同被固定为最终目的时，将剥夺学生个人身份的判断和选择，而批判思考也将变成空谈或毫无意义。”
随着反修例运动升级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香港与内地的撕裂愈发严重，只停留在仪式性的升国旗、唱国歌及相关课外活动领域的国民教育，因其明显的“爱国意图”，想必会进一步引发港人的抵触。如何协助学生在本土、国族及世界公民身份上具备整全而不失批判的认识乃至认同，不仅需要教育界对公民教育作进一步思考，亦要求中央政府和港府重新审视地域隔阂及民心所向。
问题二
恋殖教育VS去殖教育
在国民教育与公民教育的激烈对抗中，反思殖民时期公民教育的遗留影响仍处于“失语状态”，甚至因此被迫与国民教育画上等号。
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部的梁卓恒博士在其《香港公民教育的文化政治脉络——后殖民困境与批判教育学框架》一文中指出：“殖民主义是一种涵盖政治、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宰制系统，故香港人对公民身份的理解亦难免受其被殖民的经验影响。”他认为，后殖民时期的公民教育如若旨在培养具批判意识及主体性的公民，则有必要对殖民统治时期的教育状态作批评性的检视。
文中又提到，八十年代之前，香港的公民教育其实是一种“疏离式的子民教育”，所强调的并不是国族身份的认同，也不是公民权责的认识，而是使港人对其国族身份感到疏离，并培养他们成为“居民”，以免滋生民族感情与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殖民者的文化优越建构较为隐性地进行。英国人的优势呈现于殖民者统治权力、理性的典章制度与官僚程序及英语的文化霸权当中；中华文化则成为庶民精神文化价值的凝聚与传承。此种维权统治配以文明理性秩序的论述，变相建立西方文化与制度的优越性。与此同时，殖民时代晚期的理性管理秩序及麦理浩新政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建立现代化文明的香港大都会，在增强英国的管制认受性的同时，建构了牢固的香港人文明、理性、务实的身份论述。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得融会贯通，使得香港人在后殖民时期的日常生活中倾向于淡化被殖民经验。这都使得主权移交后的去殖工作复杂而困难。
谢均才认为：“什么应该去掉，什么应该保留，这是要讨论的。有的东西很吊诡，比如英文是一种西方霸权，但英语是否会支配你呢？其实你学好英语，是有解放你的能力的。如果我不懂英文，很多知识我都接收不到。所以这些东西真的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
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各个反殖民、或是现今的后殖民、内部殖民的论述与运动，都是借由族群的自我觉醒来达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自主与解放，追求被压迫族群的民主、人权、自由和公义。香港从英国殖民地到主权回归中国的历史经验有别于其它国家或地区，反殖民的论述与运动在香港的殖民历史中、在香港人长期对政治冷漠的气氛中，往往由爱国团体主导。其它殖民地区的去殖运动以追求民主、人权、自由与公义为目标，香港的公民教育中却呈现出与民族主义的对抗拉锯。
“体制上的去殖我们已经做到九九十十了，如果说从一个人的意识上是不是（去殖）呢，就还是可以讨论的。香港的生态上是不是（去殖）？香港人有没有当家做主的意识呢？是不是可以体现到高度自治呢？可不可以管理自己的生活事务？这些就真的是一堆问号了。”谢均才说。
相关文章︰
上文刊登于第212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4日）《公民VS国民 恋殖VS去殖 公民教育深陷两大困境》。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