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下】反歧视立法遥遥无期 施丽珊︰看不到政府有努力
近年来，关於单程证政策的讨论甚嚣尘上。有不少人士建议港府应当争取审批权，并将每日150个名额削减至75个。然而，《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和《国际人权公约》都指出，家庭团聚属基本人权，作为社会自然基本单位，政府有责任保护家庭。社区组织协会干事施丽珊认为，香港政府有必要争取审批权，但要做的工作远非缩减名额这么简单。
突出贡献：有力支撑家庭与社会基层
“首先要做到申请透明化。”施丽珊认为，香港政府需要拿到申请人的材料，去了解有多少人在申请，有哪些人在轮候，并掌握这部份人的教育水平、就业能力及经济状况，从而计划如何在房屋、教育和就业方面做好配合。
其次，施丽珊认为政府亦需要提供必修的适应课程以支援新移民，例如电脑、广东话、英语等技术类课程，又或是香港社会文化、经济状况、法律法规等适应类课程，也可以仿效外国提供期望管理课程。这些课程能够帮助新移民弥合文化差异，增加就业技能，更好地了解、融入香港社会，亦有助他们缓解情绪压力、自食其力，抚育下一代。“起码她会知道遭遇不合理对待时，应该去哪里投诉。”
第三，施丽珊提出，港府有责任为新移民女性提供婚姻咨询和心理辅导。“有女性表示因为和丈夫感情不合，在家里受到排挤，也没有什么朋友。她会说：有时候真想带小朋友跳楼算了。”
此外，施丽珊强调了政府加强学校托管的重要性。如果孩子能够有更多时间在学校做功课，母亲就有更多的时间工作、社交、处理家庭关系。
“支撑新移民，是因为新移民在支撑香港社会基层。”根据立法会提供的数据，新移民中，低技术工人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为82.1%，其中包括服务性行业、零售业等。而在全港就业人口中，低技术工人仅占58.7%，且多为长者。也即是说，新移民承担起港人不愿做、却必须有人来做的工作。经济学家关焯照早前在《政经焯见》节目中直言：“新移民是补充香港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且若缺少这批新增人口，香港将要更早面对人口老化及萎缩。”
尽管新移民女性就业率较低，但她们作为母亲与妻子，支撑家庭的贡献亦不能忽视。由于新移民家庭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仅为10,300港元，大部份家庭不能承担雇用外佣照顾子女的费用，因此约五成新移民女性为全职主妇，以便照顾子女。关焯照指出：“照顾孩子可以帮轻家庭，不要将家庭主妇当成无贡献，这是很重要的。”
施丽珊经手的个案反映出，大部份新移民女性非常渴望工作，但由于以照顾子女为先，选择有限。“如果她有时间就一定会去做兼职，哪怕因为要照顾小朋友而被苛扣薪水。也有许多家庭会有丈夫无业、移民来的妻子去工作赚钱的情况。”施丽珊进一步强调，不能仅以经济效益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因为即便新移民女性只能在家照顾子女，也在为香港社会培养下一代。
疫情加剧苦难 反歧视立法困难重重
新冠肺炎疫情在香港爆发后，对陈女士最大的影响在于学校迟迟不开学，她只能在家照顾小孩，无法出门工作。“总不能让孩子一个人待在家里。”
没有工开，意味着没有收入。陈女士说，现在只能靠广州的父母接济。“其实之前（父母）也一直有接济我，不然我根本没办法维持开支。最近这样的形势，他们就要给我更多钱。”
面对疫情，陈女士采取的防疫方法是不出门。“儿童口罩太难买，外面药房又卖得很贵，只能陪他待在家。”说着，她看了看在窄小房间跑来跑去、精力旺盛的小孩。“他只能这样玩，一会儿又要发脾气了。没办法，因为憋得太久。”
采访当日，陈女士原本计划带小孩回广州，但因为政府部份部门暂停服务，没法申领小孩的回乡证而搁置。“现在广州那边的疫情反而好一些，所以我打算先带他回去。为了这个，昨天才在楼下药房买了十个儿童口罩，要60多元！”
根据今年2月发表的《财政预算案》，年底能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陈女士有资格领取港府派发的一万元。但是，更多正在为生计发愁的新移民女性，却被这一用于纾解民困的政策排除在外。施丽珊直言：“我们当然认为这个政策不合理！”她认为，新移民作为社会基层的坚实力量，他们的生计从反修例运动到肺炎疫情都受到直接影响，却被扶持政策排除在外。
她又指出，不少新移民女性的家人是香港永久居民，但因为妻子的新移民身份，于是少了一万元津贴，这对基层家庭而言是一种伤害。“有些夫妇都面临失业，有些有工开但没有钱购置防护装备，工作的时候处于暴露状态，这都很危险。”
施丽珊认为，政府可以效法澳门，永久居民派一万元，非永久居民派六千元的措施。“这样他们（新移民）也会满意，但现在却要另外申请关爱基金，从申请到审批，意味着很多人有可能拿不到钱。”
“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施丽珊强调，“很多新移民会觉得，政府为什么要将我们排除在外？社会歧视我们，是不是政府也歧视我们？”
根据社协调查显示，有七至八成新移民直接受到歧视。施丽珊也反映新移民承受的社会偏见与歧视较其他族群更加严重，大部份女性往往不敢坦言自己的新移民身份，担心受到不平等待遇。然而，平等机会委员会表示，现时《种族歧视条例》保障所有人士不会因为他们的种族、肤色、世系或人种而遭受歧视，但并未涵盖国籍、公民身份、香港居民或相关身份为保障范围，因此平机会没有法律基础，亦未能处理新来港定居人士因居民身份而受到的歧视或不公平对待情况。
多年来，社协一直奔波于新移民反歧视立法的工作，但至今仍面对重重阻碍，难有进展。就定义而言，新移民难以“种族”进行歧视定义。施丽珊指出，将新移民定义为不同种族被理解为一种“政治不正确”，政府因此对定义歧视抱有心理障碍。另外，社会大众对“什么是歧视”认识不足，未能了解到保障新移民不受歧视，其实对香港社会和新移民都有好处。
实际上，以“居民身份”定义歧视，能同时保障新移民和香港居民不受歧视与不公平对待。国外立法亦有先例可循，如英国1976年的《种族关系法》（Race Relations Act 1976）禁止基于种族的理由实施的各种歧视，其中包括人种（ethic），即禁止基于同种族下不同文化、背景、历史等理由实施的各种歧视。
“在改善歧视方面，我们看不到政府有做出什么努力。”施丽珊说，对于歧视立法的未来发展亦不表乐观，“可能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毕竟现在这辈人已经积累了太多偏见。”
这不是施丽珊愿景中的香港社会。“香港人总是讲民主，很多内地人抱着期待来到这里，才发现原来民主是不讲道理，是因为你的身份歧视你。这样怎么会使他们对民主社会有好的印象呢？”调查显示，新移民中，大部份人没有政治立场，政治取态偏保守或偏民主的只属少数。施丽珊认为，这部份人正是香港社会需要去教育、去说服、去争取的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是用道理、用言论、用方法去让人家明白。让人家心服口服，这样社会才会发展。”
不过，这个问题并未对陈女士造成太多困扰。最近，她开始认真考虑带小孩回内地读小学。“我累一点、苦一点，都没什么。最重要的问题是我没办法教他。”还在读幼稚园的孩子已经开始学习英文，曾吃过不懂英文的亏，陈女士不愿孩子重蹈覆辙。
“前段时间我在内地考下保安证。之后如果回去，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也有一万多元。而且内地有寄宿制学校，有我父母，都可以帮我照顾小孩，找补习班也便宜很多。”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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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于第212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4日）《贫穷与歧视—新移民女性的生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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