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科】 抗疫科研成果竟“有市无价”？　拆解香港创科发展阻力

香港理工大学2月初发布的呼吸道全自动快速多重诊断系统，能够于一小时内检测超过30种引起呼吸道疾病的病毒及细菌，包括新型冠状病毒。该系统能被广泛应用作传染病防控的首道防线，可谓医疗科技上的一大突破。然而，研究团队却慨叹科研项目得不到港府资助，未来投产亦要靠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事实上，港府已非首次错过本地人才的科研成果—不论是由理大研发的MyCar电动车，抑或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智能眼镜Google Glass微型显示器，都因缺乏本地投资，以致只能由他国生产。现届政府于上任之初承诺推动科研，却屡屡错失具潜力的科研项目，个中政策到底有何不足之处？本地科研发展落后，又是否一句“港府零资助”足以解释？
撰文：陈康麒

政府开创科研发展之志始于2015年。当年港府成立创新及科技局，致力改善本地经济结构，希望将香港打造成地区创科枢纽，惟当局对科研的投资却远远滞后于其他亚洲城市。到2017年，特首林郑月娥于《施政报告》定下目标，承诺于2022年任期届满前，将本地研发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GDP）的比率提升至1.5%。然而，创科成果并非一蹴而就，在急起直追之际，港府须同时留意相关政策有否对症下药。

创科基金政出多门 审批程序繁复

为支援应用研发工作，政府于2018年《财政预算案》宣布额外注资100亿元到创新科技署辖下的创新及科技基金（下称“创科基金”）。创科基金设有多项资助计划，旨在培育创科人才及鼓励私营机构投资研发和应用科技，是提升本地研发开支占GDP比率的关键措施之一。然而，基金申请项目审批成功率偏低，根据立法会开支预算文件，基金下的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于2016至2018年度的获批项目比例不足一半；院校中游研发计划于2016年4月至2019年1月的获批比例更不足两成。理大副校长卫炳江接受《香港01》专访时透露，理大科研团队于几年前欲向创科基金申请约2,500万元资助，惟最终落选，原因或是审批委员会认为该研发项目没有必要性。他认为，现时政府倾向资助平稳、突破性不高的项目。

以上审批数据除了反映局方审批态度保守外，亦显示本地投资者忧虑投资风险。以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的平台项目为例，批核的要求之一是主要申请者须获最少一间私营公司提供相当于项目总成本最少10%的业界赞助，以示市场对项目有相当兴趣。若然具潜力的科研项目得不到商家投资，则失去发展机会。

除了项目审批成功率偏低外，项目申请过程繁复同样窒碍科研发展。香港科学院创院院士兼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黄乃正批评，创科基金政出多门，不同资助计划分别涵盖工业、资讯科技等多个界别，以致未能统一处理商家、院校、研发者的项目。由于申请资助过程繁复，科研人员经常要为文书工作烦恼，窒碍研究。他建议港府参考内地做法，现时内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受科技部归编，统一向科研人员提供经费资助，减省官僚行政程序，让科研人员能够更便捷地获得资金。

评估制度僵化　过多行政干预

黄乃正又批评创科基金定期评估获资助科研项目发展的做法，笑言“攞钱后才是烦恼的开始”。他指出，官方评估制度僵化，科研者的研究进度及成果若不附合申请资助时所订的目标，将不获续发资助。“研究会出好多意外，可能结果造出xyz，比原先所订的abc更好，但评估人员会要求研发者坚持造出abc，才会续批资助。”

黄乃正认为，政府在批出经费后不宜对项目有过多行政干预，“应该让人专心做研究，而非浪费时间应付审核过程的paperwork（文书工作）。”他解释，内地科研近年高速发展的主因除了“肯批钱”—据国家科学技术部发表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内地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总额高达近两万亿元人民币，投入强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官方在批出经费后并不会对有关项目进行过多干涉，以免窒碍科研发展。

黄乃正于香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共同成立的“合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担任副主任，2017年，他与其他在港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联署去信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让国家科研项目经费跨境在港使用，获习近平亲自回复，批准科研经费“过河”到港，足见内地对科研发展十分重视。

或许是为了回应科研界的诉求，现届政府在2018年的《施政报告》提出将每所“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每年资助由500万元提高至1,000万元。经费增多固然是好事，但黄乃正认为，若要善用经费，首先要有妥善的大学编制，让大学教授及研究生参与实验室项目，这样不但能为本地人才提供研习机会，节省的人手聘请费用更可用来购买更优质的仪器。内地的实验室便采用了大学编制，由科技部补助大专院校及学术研究工作，包括研究人员的工资和与研究计划直接有关的耗材费用，他建议政府参考内地的做法，纾缓本地科研的资金压力。

市场配套不足 成果未能产业化

无论是理大研发的呼吸道快速多重诊断系统、MyCar电动车，抑或由科大研发的智能眼镜Google Glass微型显示器，都因缺乏本地注资而未能在本地投入生产。为何本港未能有效将科研成果产业化及商品化？据2018年立法会秘书处文件《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的机遇与挑战》指出，深圳科研由产业主导，注重中下游应用研究；香港科研则由大学主导，多从事上游尖端研究，但本地工厂北移，使科研缺乏中游转移及下游生产。事实上，近年深圳积极发展产业群，区内已孕育出12家知名独角兽企业，从人才、零部件，以至技术都一应俱全。与之相比，香港缺乏完善的产业发展配套，是创科企业北移的原因之一。

为带动制造业发展，港府于2015年提出“再工业化”，即透过创新科技，结合工业技术和研发成果，协助传统工业升级转型；去年《财政预算案》更提出向创科基金注资20亿元推行“再工业化资助计划”，以配对形式资助生产商在港设立智能生产线，带动先进物料、纳米科技等范畴的产业化发展；今年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除了重提推动“再工业化”外，亦向科技园公司增拨20亿元，把元朗工业邨一幢旧厂房改建成“微电子中心”。港府着手重振制造业，是发展科研下游的关键起步点，然而这个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去年接受《香港01》访问时提出，本港“再工业化”之路可走“前研后产”模式，将上游科研产业化。以iPhone为例，大部份利润其实由推出上游基础概念的苹果公司所占有，下游生产商的获利占比相对来说极少。地价高昂的香港可参考苹果公司的营运模式，利用上游尖端研究的优势发展上游科研产业，把下游的生产交给内地。

事实上，中央政府去年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即透过建设粤港澳企业、高校及科研院的合作平台，把研究、学习及产业结合，让大学研究有机会配合产业需求，推动科研成果商品化，便能填补香港在科研产业化方面的不足。以科技大学与佛山南海区合作专项基金为例，就以“香港研发、佛山创新”的概念，设立两地大学的共同实验室，且开设配对平台，让科研团队能与佛山企业面对面沟通，洽谈合作项目，所涵盖的专项领域包括光电科学、环境工程、计算机人工智能等。这种配对合作在香港并不常见，学界科研团队与本地企业之间缺乏沟通平台，亦窒碍了创科产业化发展。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下，不少本港科研团队的研发意念将得以产业化，然而，从理大呼吸道传染病快速诊断系统获深圳支持一例可见，不少港人只停留于慨叹本地科研成果将是“中国制造”而非“香港制造”，未能进一步看到背后为香港创科发展带来的机遇。无可否认，若香港能透过“再工业化”令本地创科产业链变得更完整，有充足的中下游配套让上游优势的科研成果得以产业化，打造真正的“香港制造”，对香港来说是最理想的结果，但在经济全球化及国际分工大行其道、香港“再工业化”仍未有实质成效的当下，与邻近地方尤其是大湾区其他城市分工配合、互补长短，也许才是香港发展创科的最可行做法。香港政府除了检讨并改善创科政策上的疏漏外，更应该担当起桥梁角色，在完善本地的中下游配套之余，促进香港上游科研与邻近城市的中下游产业合作，充分发挥香港在基础科研上的优势，为香港创科发展找到自己的道路。

上文节录自第21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20日）《抗疫科研成果竟“有市无价”？　拆解香港创科发展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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