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三箭”皆落空 日本经济难见曙光
这本是一场可以避免的衰退，奈何安倍政府坚持上调消费税，最终让日本经济承担了这个政策后果——季度GDP下滑6.3%。这一结果固然反映了日本国民的消费意欲仍受上世纪九十年代泡沫经济爆破后的拘谨风气影响，对物价变动异常敏感；更重要的是，它暴露了安倍政府表面上宣称要实施“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骨子里却一如既往抱持对“平衡预算”的执念。
如今，安倍自己也成了上调消费税的受害者。由于经济前景黯淡，再加上应对疫情不力和公款招待支持者赏樱等事件的影响，日本富士电视台最新民调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仅为36.2%，不支持率高达46.7%。时隔19个月，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反映日本民众极度不满。
不得不发的两支箭
半年时间，天地色变。半年前，安倍内阁仍沉浸在经济轻微增长、奥运即将到来的喜悦中；半年后，GDP陡然翻转，“黑天鹅”出现，希望日本经济能在奥运会前实现平稳过度的可能性正不断缩小。作为日本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无疑想在任内为自己留下一个值得被铭记的功绩，但其任期将于明年9月结束，他亦多次表明不会再寻求连任，要在剩下的一年多挺过这个突如其来的危机，安倍恐怕不得不故技重施“安倍经济学”中的前两支箭，即“大胆的货币政策”和“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
这或许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安倍在任七年来，日本央行配合“安倍经济学”实施“大胆的货币政策”，从零利率到负利率，从量化宽松（QE）到质化量化宽松（QQE），亦步亦趋，步步加码。而今，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已是日本经济体量逾两倍，外界普遍怀疑日本央行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空间。不过，廖敏雄分析，货币宽松的空间仍然存在，“货币政策可能还会演变，比如更大范围的yield cap（收益率上限），或称为yield curve control（收益率曲线控制），而且，日本是G4（英国、日本、美国、欧元区）央行中唯一购买股票的，因此，它甚至可能扩大资产购买的范围。”
相较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安倍经济学”推行的货币政策的确大胆，也总是走在前头，但这大胆不是没有代价的。廖敏雄提醒，与其他发达市场一样，日本的货币政策旨在追求通胀，但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效果成疑，“货币政策存在不对称性，（通过实施常规货币政策）来打击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高通胀或后来的压低通胀水平是很有效的，但反过来则不行，会出现‘推绳子’效应”；其次是拖延解决问题，“货币政策极端掩盖了日本结构性问题（企富民穷），把矛盾往后推，造成金融资产价格上升，加剧贫富悬殊。”
至于“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亦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财政政策是无奈之举，因为唯一可以扩张的资产负债表也就剩下政府了。正好央行（将债务）货币化，一切就顺理成章了。”廖敏雄分析，尽管日本近三年的私人部门债务下降了不少，但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正在恶化，“因为一方面资产端没什么可增加的，收入也不见增长，现在负利率时代更是如此”；企业则对前景不乐观，又或者不思进取，故持有大量现金，“结果是私人部门持续存在盈余”。
国际收支方面，日本的内需疲弱，“产品策略又出现问题，过往风靡全球的电子消费品风光不再，再加上全球贸易受到贸易战和疫情的冲击，整条产业链都受影响，自然难以出现盈余。”廖敏雄总结：“在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升温的背景下，日本经常帐盈余不可能维持在高水平，这意味着政府预算赤字将持续，按此推断，公共债务继续大幅上升是必然的事。”
尽管如此，日本累积的庞大公共债务出现危机的几率暂时仍不大。廖敏雄解释：“全球还处于安全资产缺乏的状态，2012至2016年期间，全球主要发达市场的发债量减少，再加上欧洲和日本的国债市场供给基本上都被央行包揽，东亚的过剩储蓄盈余整体上并没有减少，若加上中北欧的部份，甚至还有增加。也就是说，在市场仍相信各国政府暂时无意扩大政府赤字之前（除了个别国家，例如英美日），新增的国债或高级别债券（甚至低级别）发行会很快被市场吸收。”
说好的结构性改革呢？
余下一年多时间，若安倍政府控制好疫情、奥运能如期举行，辅以人们习以为常的这“两支箭”，日本经济或许不会有太多变化——增长可能不强劲，但也不至于太差。然而，这并不代表日本可以就此高枕无忧。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一种管理内需的工具，前者通过影响利率，期望私人部门提前支出，后者通过直接增加政府支出刺激经济增长。对于调节经济波动，短期内都是有用的。但如果一个国家潜在的增长只有零左右，假设这些政策短期内能提振一个百分点，那也就只有1%左右，但这是成功还是不成功？”廖敏雄指出，日本最终的病根还在於潜在经济增长几乎为零。“原因？”“有时是债务，有时是人口，有时是经济结构失衡，（这些问题）日本都有。”
法国外贸银行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Alicia Garcia-Herrero）在接受《香港01》访问时亦提到，日本经济面临的更根本问题是人口老化，以及低劳动生产率（labor productivity）拖累潜在经济增长，“而唯一的解决之道是输入外来劳动力，提高创新能力，以及透过劳工市场改革提升劳动生产率。”
艾西亚的一项研究发现，企业资本投资不足和要素生产率（TFP）下滑，是日本劳动生产率低的主要原因。要素生产率之所以下滑，问题缘于日本的经济结构转型。首先，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普遍较高，但产业空心化的过程降低了制造业占整体经济的份额；而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服务业份额虽然相应有所提升，但在资讯科技（IT）投资方面却严重滞后。由此又催生出一个低效的两级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尽管制造业、金融和资讯科技业通常是最有生产力的大企业，却很少新增就业岗位，且一般实行终身雇用制；另一方面，大量创造就业的中小企业为了减低成本和培训费用，大量聘请派遣和约聘工人，后者恰恰构成了日本新增劳动就业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大企业的终身雇员和中小企业的派遣、约聘工人的薪资差距愈拉愈大。长此以往，日本整体劳工的劳动技能未得到有效提升，劳动生产率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持续走下坡。
这种结构性的制约决定了安倍政府“第三支箭”的相关措施只能收效甚微。过去七年，安倍内阁年年向企业界喊话，要求企业大胆投资新业务并提升劳工薪资，希望透过薪资增长擡高物价和通胀、促进私人消费，刺激经济良性增长。但实际上，过去七年，日本的实际工资只有2016年和2018年实现幅度不超过2%的正增长，其余皆为负数。“这是因为实行终身雇用制的大企业不愿或很少创造就业；而生产力较低的行业虽然创造了大部份新增职位，但这些工作薪资普遍较低，合约也更短更灵活。”因此，艾西亚道出政府施压企业加薪未能奏效的原因：“即便大企业遵从政府要求加薪，中小企业也不会跟从，因为它们的低劳动生产率无法合理化薪资增长。”
类似的现象是近来许多发达经济体的通病，面对薪资和经济长期停滞（所谓“失落的三十年”），欧美发达经济体通常表现为民粹崛起，国民怨声载道，要求实现财富再分配。而日本有自己独特的应对方式。“从七十年代的高增长到之后长时间无增长的失落，对前景无望，即无论如何挣扎都不会有上升的空间，这是多么绝望，而愈绝望就愈低迷，形成一个feedback loop。然而，日本不存在工资向下僵性（downward wage rigidity），即员工愿意接受在经济不景气时降薪以维持企业利润，甚至可以接受用一辈子来还债……全世界最该出现民粹主义的地方其实是日本，却没有。”廖敏雄认为，这或许与日本人强调服从、顺从的民族性有关，也可能是世世代代的社会等级观念在“作祟”。
无论如何，结构性改革还是需要推进，只是说易行难。“安倍之前的努力很多在劝企业增加工资，这不是很成功，也不是根本。‘安倍经济学’并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除非能打破一些传统的社会理念，但日产汽车前董事长戈恩（Carlos Ghosn）之事说明这不仅不可能，甚至比我们想像的还要根深柢固……又或者，生产率会因人工智能而腾飞？”面对如此盘根错节、因循守旧的社会情况，廖敏雄也说不好到底日本经济的曙光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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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04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9日）《结构性改革欠奉 日本经济难见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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