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永居条例》掀反弹　中国人“恐慌”什么？

在没有众多官媒大肆报道和邀请专家解读、没有网络知名人士发声的情况下，新华社官方帐号“新华视点”在微博发表的一则关于《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下称《条例》）消息，不到一星期已经有逾48亿阅读量、300多万留言讨论，成为当下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另一重磅议题。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一官方帐号之下，几乎是清一色反对《条例》新规，巨大的不满民意声浪让中国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网络上有人声讨这是官方拍脑袋决定的政策，根本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有人放话要看看这份征求意见稿最终能在网上拿到几成“支持率”。就《条例》引起的争议，司法部近日与国家移民管理局联合召开座谈会，表示将对公众所提的意见建议，认真深入予以研究，在在充分吸纳公众意见和进一步修改完善之前，不会仓促出台该《条例》。
这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新规？为何会在中国引发轩然大波？民众为何会如此激烈地表达不满？这种不满下又是否隐藏一些其他情绪与诉求？

引发全网反对的新规是2月27日由中国司法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条例》明确规定了外国人可以申请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情形，比如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取得国际公认杰出成就的外国人，就可以直接申请永久居留资格。

争议《条例》规定了什么

澄清一点，所谓的永久居留资格是指外国人在华只是取得“永久居留权”而非“中国国籍”。“永久居留权”指个人得到许可永久居留于某地的权利，但不一定享有公民权，例如政治权利。外国人在异国拥有“永久居留权”后所获发的证件，各国有不同的叫法，在美国俗称“绿卡”，加拿大俗称“枫叶卡”，日本叫做“登录证”。

《条例》虽然是一份新规，但并不是针对外国人永久居留在华的首份管理文件，早在2004年中国已有《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出台。这次提出新条例，据司法部通知，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保障取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合法权益。更直接地说，这些年来华工作生活的外国人不断增加，需要有一个部门，提出相关的法律条例去规范，才能更好管理，这总比一批外国人不明不白地“黑”在中国，更让百姓安心。

相比2004年的《办法》可以发现，《条例》第一“不新”，第二更细化，第三“仍然很严”。

“不新”是因为该《条例》仍然是对2004年《办法》的补充，方向上并未大张旗鼓地改弦易张；更细化指的是相比2004年的《办法》，此次《条例》中对于究竟哪些外国人可以拥有“永久居留权”给出更明确的指标，例如学历、收入，模糊地带更少；审批依旧“很严”，是《条例》没有改变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难取得“绿卡”的国家，外国人要取得中国永久居留权，仍须具备包括超高学历（博士研究生以上且在中国工作满三年）或掌握中国需要的核心技术（在国家重点发展的行业、领域工作满三年）等条件。总体来说，《条例》的方向仍然是吸纳国际人才，而非大门敞开“谁都可以来”。

“反对”情绪下的民众担忧

既然官方已经申明是为了引进人才，扩大开放，这实际上是符合中国民众期待的，但为何还会招致如此大的反弹，以至于《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网上透露“有关部门”邀请他提建议，“如此汹涌的舆情有点出乎他们的意料”。

网络民意沸腾，总的来说不满情绪是表象，民众表达的是担忧。第一，在《条例》本身，中国网民普遍认为对外国人的永久居住条件过于宽松，多项要求缺少详尽的解释，大有漏洞可钻。其中争议最大的是第十九条，“外国人因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在中国境内永久居留的，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资格”。什么是“正当理由”，《条例》没有给出明确范畴。这就可能形成“混进来”的人比原意期待引进人才的规模大得多的情形。

第二，网民反感的不是“外国人”，而是担忧会形成“双重国籍”外国人的“特权”、“超国民待遇”。

在中国网络上有这样一句话，“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汉”。这虽然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一种让利行为，但是日常生活中，外籍人士在华获得优待的新闻屡见不鲜。类似福建省会福州市的非洲留学生骑电动车载客被交警拦下，在推拉交警之后只被从轻处分；江苏省会南京的地铁执法人员“选择性执法”，只罚中国人不罚外国人；北京大学医学部录取汉语水准不达标的菲律宾留学生，奖学金高达40万元人民币等案例，近年在内地频繁出现，因此不少人担忧新的《条例》给予外国人较大权利，而不要求其履行与中国公民相同的义务。这也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另一种体现，是中国人对自身公民权利不平等待遇的一个反应。

其三，担忧中国难以承受“人口”引进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颁布的资料，中国大陆人口已突破14亿，面临严重的医疗、教育、交通等压力，资源竞争激烈。

况且，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政策带来的是非争论至今没有平息，地方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牌子还在，民间早已积聚了厚重的反感情绪，此时颁出这样一个《条例》难免引发反弹。而且，中国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难以消受大量引进外国人后的衍生性和长期性问题。最突出的例子在广东省会广州市。

广州市在外国人管理上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不能确定本市究竟有多少外国人，特别是不能确定有多少“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工作）外国人。因为在广州存在大量非法入境人口，他们以娴熟的潜藏技巧躲避官方排查，曾有媒体报道，广州存在的大量非洲非法劳工针对警方管理想出了很多招数。他们昼伏夜出，一见警察，撒腿就跑，他们有与生俱来的体育天赋，管理人员往往无法应对。同时，他们也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资讯传播途径，只要一个人发现警察在查证件，20分钟内，这一消息会传播给所有人。

广州的“三非”人员状况曾在2017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形成这样一个提案——《建议国家从严从速全力以赴解决广东省非洲黑人群居的问题》，该提案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非洲黑人非法移民已达70万，若不采取法律法规严加控制，粗算预计到2030年可能达到1,500万人，而25岁以下年轻人中黑人或黑黄混血人的比例可能将高达四分之一左右。”

的而的确，中国民众对此次《条例》的排斥确实包含其有潜在影响中国某个地方人口面貌的能力。

慎防种族排外主义滋长

虽然当前中国民众对该《条例》的反对声浪值得官方注意与认真倾听，但这种声音其实也掺杂了近年来以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为特征的极右思潮。这种思潮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为幌子，打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旗号，具有巨大的蛊惑性和欺骗性，极容易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反对者往往顾忌被扣上卖国的帽子而不得不保持沉默；政府在管控民粹主义者非理性行为时也更加谨慎，不敢作为。网络的开放性为其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然，这可能只是“不满条例”呼声中的一种思潮，相对来说，对大部份民众而言，仍是基于对现实情况的担忧。

对于这种担忧，尤其是如此强烈的网络民意诉求，内地官方是需要认真倾听与耐心回应的。但也要看清一个现实是，主张开放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难拿到“永久居留权”的国家。根据统计，从1986年第一张“中国绿卡”诞生，到2004年《办法》的施行，拿到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人数不超过700人，而2013年之后至今，虽增加了审批的数量，可截至当前拥有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一共也不超过22,000人。这中间整整经历了三十年时间。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吸引愈来愈多的外籍高端人才在中国永久居住，“柔远人，来百工”都是水到渠成，皆大欢喜之事。

既然《条例》是意见稿，那有关部门就应该回应民众关心国事的热情，对于《条例》中有漏洞之处进行修补，真正做到合民心、顺实情，形成良好的官民互动。对于一些中国网民而言，在积极表达意见之外，也应该以更开放的胸怀认识中国的包容性，若真的担心这不足0.1%的外国人会稀释中国文化主体性和民族性，更是对于走过五千年风雨的中国文化的强烈不自信。

上文节录自第204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9日）《〈外国人永居条例〉掀反弹　中国人“恐慌”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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