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解码.六】基层苦无托儿服务 如何释放妇女劳动力?

撰文: 陈澔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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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上任不久后,以《扶贫停不了 防贫亦重要》为题撰写网志,提出扶贫固然重要,但防贫亦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亦是政府的长远目标,如推行“在职家庭津贴”,增加津贴额及将计划扩展至一人住户令更多自力更生的基层在职住户受惠,达致防贫作用。但对一些因环境所限、暂未能自力更生的人士,政府却未有提供失业援助金等过渡性措施,庄子慧形容:“从一个人开始面临经济困难,到符合申领综援的资格,那段时间是‘榨干榨净’,而政府却没有选取一个中间位置,提供支援作缓冲。”结果,有困难的基层只能下流成为贫穷人口的一员。

承接上文︰【扶贫解码.五】增加托儿服务 两届政府未兑现的承诺?

补救性的扶贫工作固然重要,防贫亦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资料图片/高仲明摄)

庄子慧提议,会否有一些津贴可供类似阿莉处境的人申请?“这些支援是一个驱动力,(福利援助)措施不是单纯推出来便算,而是要提供针对性的帮助。”情况就如因家庭问题离婚分居,搬出来需要缴付按金及搬迁费等,现时坊间甚少资源配套处理这些特殊需要。

受助人应自我增值 提升议价力

在协会接触的不少个案中,不少单亲母亲都希望自力更生,却困于自身对工作的想像之中,例如为了方便照顾小孩,她们期望找邻近住所、富有上班弹性的工作,偏偏在雇主眼中,弹性常与工资成反比;其次就是不懂或难有空间提升自己,只能在低技术工种兜转。庄子慧形容:“她们会认为自己需照顾小朋友,因而没什么选择,不能想得太长远,在我们的角度,结果他们赚回来的工资,可能与拿综援金差不多,难以走出当下困局,我们认为如果她们上课,如学习保健、医疗支援,相对地能赚取多点工资;但她们会认为读书需要花很多时间,难以照顾小孩。”这些单亲母亲经常站在这些困局当中,而这些并非政府用钱,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单身母亲自我增值,如学习推拿,有助重回职场。 (资料图片/邓倩萤摄)

对不少人而言,离开劳动市场一段时间后,要重回很难,当社会不断在变,但基层的能力、技能一成不变时,不仅对重投职场却步、缺乏信心,更为残酷的现实是脱节,可以选择的工种变得狭窄或工资倒退。协会的高级发展干事钟世昌批评,政府经常忽略妇女离开职场时间的长短:“妇女第一年没有工作,与十年没有工作相比,政府看不到那个分别。”

近年来,政府如何协助有工作能力的综援受助人就业?社署自1999年6月起推出“自力更生支援计划”(IEAPS),当时计划包括多项就业援助计划。时至2013年1月,社署整合计划,并委托非政府机构推行“自力更生综合就业援助计划”(就业援助计划),向未达社署所定的工作时数标准的失业综援申请人以及最年幼子女年龄介乎12至14岁的单亲家长和儿童照顾者,提供就业辅导及培训服务,如为计划参加者安排就业配对,申请人若成功获聘,部份入息可获豁免计算。

对于综援受助者而言,一旦堕入贫困,积蓄耗尽,重新踏入社会岗位困难重重。(资料图片/吴钟坤摄)

此外,就业援助计划设有短暂经济援助,帮补综援受助人在寻找工作期间或就业初期所需的开支,如参与培训课程、购买制服及交通费等,金额上限为每人每年2,000元。

政府基于家庭照顾的考虑而排除了像阿莉般的家庭照顾者,这不难理解,但当局有又否循其他途径伸出援手?对于本有工作意欲的妇女,尽快重回职场当然是最为理想的做法,但如因育儿及照顾家庭而离开工作岗位数年不等,政府也可多投放资源,协助她们建立新技能、重拾信心。“现金津贴对家庭有一定帮助,因为总是‘有好过无’,但不能只有一笔钱。”庄子慧举例说,在托儿服务以外,政府能否缔造一些妇女友善工作的机会?如培训基层妇女成为幼儿照顾助理等等,协助她们重回工作岗位?

当然所有问题都是千丝万缕,如单亲基层想找工作或参加培训,苦无托儿服务,到头来亦难以脱离安全网,只是如政府仍选择无视问题,又或者仍旧视社福津贴及配套为“社会福利”,而非“社会投资”,基层只会继续陷入贫穷的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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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04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9日)《增加托儿服务 释放劳动力 两届政府未兑现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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