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解码．五】增加托儿服务 两届政府未兑现的承诺？
社会保障不仅是一项社福政策，当中所折射的社会形态也值得研究。2018年，香港单亲贫穷人口约有9.6万人，贫穷率达48.1%，比率甚高。政府在扶助单亲基层方面有何不足？除了生活支援，如何释放单亲家庭的劳动力，亦是社会长年关注的问题。这又与托儿这项社福服务息息相关，在这方面，政府近年不断强调未来劳动人口减少，除了医疗、安老开支大增外，也需释放已婚女性劳动力，以缓解就业市场人手荒，这又是否仅限于一句口号？
“我一向都有工作，现在拿综援有很多（审批）限制，而且怕对女儿有（不良）影响。”30多岁的阿莉（化名）说。港人对社会保障的观感或多或少受制度设计及文化价值所影响，阿莉也不例外。
一年多前，阿莉与丈夫离婚后独力抚养两名女儿，未能工作只好申请综援，一家三口连同其他津贴每月本可获得一万多元援助，但由于社署视前夫承诺的4,000元赡养费为收入，所以发放综援时会扣除相关金额，不幸的是前夫没有履行赡养责任，结果白白被扣掉，每月只有7,000多元综援金。
阿莉一家现时居于深水埗㓥房，月租连水电费约5,000元，夏天时开支更大，每月剩下不足3,000元作一家的日常使费，平时倚靠政府的一次性补助拉上补下，才勉强维持生活。阿莉因一直收不到赡养费，只好自行追讨，她在咨询法律问题时认识香港妇女中心协会教育干事王雅思。王雅思还记得，阿莉因赡养费问题受情绪困扰，由于一直收不到法律援助署的审核通知信，那半年间不停游走家事法庭、社会福利署等政府部门却无功而还，无助下只好更为节衣缩食，也不愿再作纠缠，只期望孩子快点长大入学，自己出来工作，王雅思坦言，虽然这是阿莉的选择，但对她而言并不公平。
单亲家庭缺支援 难重返职场
事实上，阿莉的例子比比皆是。社会服务联会数年前公布“离婚单亲家庭贫穷研究”，指出近年离婚人数大增，尽管申请赡养费人士的比例愈来愈少，但当中仍有四成人遭拖欠赡养费。现时综援申领人一旦被拖欠赡养费，需寻求法援协助，再到家事法庭追讨，经一定程序后社署才会停止从综援金扣减赡养费，但须赡养费被拖欠三个月方可展开法律程序，而被扣回的赡养费金额不获补回，期间事主面对极大生活压力，而且申请法援手续繁复耗时，例如进行案情及经济审查。由于申领综援的家庭早已披露经济状况，不少社福团体也很疑惑，为何不能简化程序，或是打通部门，甚至参考海外做法成立赡养费管理局，令部份资料更流通？长久拖下去始终最受影响的，都是有经济困难的基层。
现时阿莉大女正就读小学，小女儿则两岁，她坦言申领综援是自己的梦魇，她在细女出世前仍有兼职，现在担心因领取综援而招来旁人歧视目光，影响女儿成长，“外面都（对综援人士）有标签，虽然有人真的有需要，但大家也只会很笼统地看。”她无奈地说，现在分身不暇，托儿服务又难申请，而且是另一笔支出，只期望成功为细女报读N班后，能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不用再依赖综援。
在香港社会脉络中，强调自强、自力更生的观念根深柢固，每当谈及社会保障，不少人也顿时联想到“福利”，不但视受助者为无法自行解决问题的失败者，更极端的想法便是“养懒人”，令不少有需要援助的市民即使面临苦况，也“不想靠政府”。王雅思坦言：“一份工（的薪金），与综援（金额）有什么分别？其实没什么大分别。她也会去食物银行，也可以照样申请书簿津贴。”但受助人的社会标签总是如影随形，自力更生既是个人的选择，亦是对社会负面目光的反抗。
如果要本港社福政策持续、有效地发展，政府不能忽略人口结构的转变。政府去年底发布的《2018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指，单亲贫穷住户有约3.4万户，共约9.6万人，当中贫穷率达48.1%；在恒常现金政策介入后，则降至2.5万户、共7万人（35%），比率仍高于其他群组，贫穷线一直所指的是现金支援，这某程度反映单亲住户的贫穷问题，不能单靠社会保障金去处理。
《报告》又指，政策介入前单亲贫穷住户分别约有2.1万户（62.5%）及约1.2万户（37.3%）领取综援及教育津贴，另有13%住户申领职津。单亲贫穷住户的在职比例偏低，只有36.6%，反映不少单亲父母为了照顾未成年子女，较难兼顾全职工作，因此不少单亲住户在政策介入前零收入或低收入，当中只有16.8%人口从事经济活动，而且在职人士的兼职或就业不足亦达44.9%，抚养比率高亦会令贫穷风险上升，贫穷情况相对其他群体较明显。
根据政府统计处资料，每年约有五至六万名婴儿出生，如要鼓励工作、释放妇女劳动力，一个廉价、稳妥、广泛的托儿服务是必须的。而每当谈及香港托儿服务，规模小、轮候时间长、所居住地区的幼儿照顾或托管服务不足的批评声音此起彼落，香港妇女中心协会服务督导庄子慧提出，托儿服务对空间、设备、人手比例等均有相当高的要求，而政府迄今只开出一张“空头支票”。
例如针对幼儿的托管服务，社署自2008年起推行“邻里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包括为九岁以下儿童设立的“社区保母服务”，亦有由非牟利的地区团体、妇女组织和教会团体等设立互助幼儿中心。除此以外，政府主要透过独立幼儿中心及附设于幼稚园的幼儿中心资助托儿服务，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2014年担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任内，曾承诺会增加1,000个独立幼儿中心的托儿名额，惟迄今为三岁以下的幼儿提供日间托儿服务的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名额只有747个，仅较三年前增加约九个，部份地区仍从缺。
劳福局局长罗致光于去年4月回应指2019/2020年度将有400个资助独立幼儿中心的托儿名额，当中320个为2岁以下幼儿提供长时间全日制幼儿照顾服务，随后两年则提供约500个，尚余100个名额暂未有时间表，横跨两届政府仍找数无期。数个月后，罗致光再表示会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200亿元拨款，购置私人物业作为社福设施，预料约160多项社福设施当中，有28间日间幼儿中心，最多可增加2,800个服务名额，期望可在短期内大幅增加供应。但政府种种往绩令不少关注团体难以抱有期望，而在刚发表的《财政预算案》中，政府对托儿服务及选址拨款只字不提，亦没有回应团体提出增设幼儿照顾服务券的诉求，一向充当社会保障项目的试验平台关爱基金亦没有发挥派钱以外的作用。
继续阅读︰【扶贫解码．六】基层苦无托儿服务 如何释放妇女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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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04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9日）《增加托儿服务 释放劳动力 两届政府未兑现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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