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抱怨还是和解？　疫情笼罩下的大国与小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俗称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国境外有传播升级的势头，而中国的压力并未减少——虽然武汉之外的确诊病例增幅大减，但对经济的冲击不可估量，如何复工复产成为压在中南海案头必须面对的国家大事。

2月23日，中共召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17万人大会—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这场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主要讲话、中央政治局七常委悉数出席的电视电话大会，首次覆盖到县和（军）团级以上官员。按照官方说法，此次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中共而言“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前者容易理解，后者却是一个复杂的大问题。

会议的第二天（2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了专门的记者会，回答外界关切的复工复产如何推进、宏观政策如何调节等问题。上周二（2月25日），副总理胡春华亦召开了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统筹抓好农村疫情防控和春季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的秩序。上周五（2月28日），国务院再发通知，要求各级民政机构针对老、幼及流浪者等弱势群体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大政府”下的“小民”之怒

众所周知，新型肺炎刚爆发时，因为官方没有及时向公众发出预警，以至于武汉“封城”前“有500万人外流”，导致疫情在其他省份扩散。加上湖北官员的不知所措、当地红十字会在分配捐赠物资上无序失当、以李文亮为代表的医生所发的疫情“预警”被官方判定为“谣言”后的事实反转，这一切让民间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空前爆发。

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共奉行“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内地从企业到文化等方方面面的事情均被政府掌控，因而被称为万能型政府。比如2015年A股市场崩盘，内地国有资本大举进入股市，这种情景在西方几乎不可能出现。中国政府既然是全球“大政府”的代表，那么它不仅有西方政府没有的全域掌控力，当问题出现时，也自然而然成为唯一承担者。

此外，非政府组织（NGO）在内地没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导致民间自助系统近乎为零，民众因而对政府有着极高的期望，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切问题都应该由政府解决。像今次的肺炎疫情，必须承认各级官员，尤其是湖北官员在疫情的防控指挥过程中暴露各种不足，甚至是愚蠢；但另一方面也要明白，这场因新病毒出现而爆发的疫情在防控上非常复杂和困难，官方要在资讯不确定、不完整时作出重大决策，无论决策是早还是晚、是温和还是激进，都存在风险。

内地民众很少参与政治，故很多时不“理解”政府在决策中面临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因而无法包容政府出现这种不理想的结果。病毒与死亡带来的压抑与官员失责和经济停摆带来的愤怒结合起来，导致民众把矛头指向政府，对无法无纪的官员的怒骂，对基层管理手段落后甚至弄虚作假的不满，在武汉乃至湖北沸反盈天，并引起全国共鸣。

面对群情汹涌，中央政府直接拿过指挥棒，不论是“全国一盘棋”或“国家动员”下其他省份对湖北的对口支援，还是湖北政坛多次临阵换将（甚至包括省委书记和省会城市武汉市委书记换人），均是一种应对举措。这是数千年高度集权的中央王朝历史留下的“大国”与“小民”的政治和文化基因，它是中国政治运转的一种特征，对政府而言，某种时候也是一种枷锁。

即便在香港这样一个西方殖民了一个半世纪的华人社会，动辄上街游行的市民对港府的期待和想法也没什么本质差别。上至政治体制，下至口罩厕纸，香港市民希望政府能给他们所有人一个满意的答案。

体制之错还是政策之祸？

雪上加霜的是，在内地民间舆论抱怨不断的同时，一直对中共持反对立场的西方政客和媒体，开始借此次疫情批评中共的政治体制。在他们口中，是因为中共政治体制的问题，才导致了疫情的爆发和泛滥。《华尔街日报》甚至在2月3日以带有辱华性质的《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为标题刊登评论文章。可见，想要借疫情行政治或意识形态，甚至是民族歧视之事的力量切实存在，且可能长期存在。

不管西方国家承认与否，一直为西方所批评的中国举国体制，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它独特的作用—中国中央政府利用自身对地方治理的强大控制能力，全面启动了这场防控战役，并将指令覆盖到官僚体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基层公务员。

近日意大利、伊朗和韩国等国家新型肺炎确诊病例人数陡然增加，已经证明这场疫情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没有什么关系，防控效果更多和一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怎样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有关。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失控，不仅因为湖北地方官员的瞒报和无能，正如习近平在电视电话会议上所称，“在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过程中，内地的卫生应急系统成为舆论猛烈批评的目标之一。要知道，早在2003年“沙士”（SARS）疫情之后，中国政府就花重金打造了“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互联网直报系统”。2017年11月，新华社曾在报道中将这套系统称为“全球最大”。按照规定，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疾病，在完成化验后，地方疾控中心需要在四小时内向中央汇报。与此同时，国家卫健委办公室对外表示，已经牵头建立起20多个部门参与的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与发展已经证明，中国这套号称“全球最大”的网络直报系统及国家卫健委的联防联控，并未有效发挥应有作用。为什么？问题在哪里？这不仅需要湖北武汉等地的政府官员们反思，也需要整个中国的卫生管理系统反思。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挑战

对中国政府体现出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应该予以肯定，但其中诸多中观及微观的治理方式亟待革新，亦是客观事实。一直以来，在分析中国政府面对的经济及社会管制悖论时有个说法：“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在这场与肺炎疫情的对抗战中，中国政府同样面对如此困境：把疫情防控放在第一位而强力防控，会使得整个社会经济被冻结停摆，经济损失惨重；放松管控促进复工，让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疫情很可能会出现反扑。

目前，中国政府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平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就如本文开首所言，在各省疫情感染人数增幅下降、且多地出现零增长之后，中南海紧锣密鼓召开会议，先是2月23日政治局七常委一起出席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然后是2月24日国新办召开的复工复产如何推进介绍会，接着是2月25日的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就在身处中南海的中共高层们宛若走钢丝般忙于平衡宏观政策调整的同时，四川和江西分别出现了民众聚集消费的影片。已经在家“绷”了一多个月的内地民众，显然急于找到任何能够证明疫情已经“过去了”的证据，来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甚至出现了评论其他疫情严重国家“不会抄作业”这种洋洋自得的声音。

民间这种放松很可能让官方之前的努力付之一炬。所以人们会看到地方政府一边鼓励劳动力走出家门复工复产，一边“连夜喊停”上述的聚集现象。

在被评为2020年高分大片的纪录片《流行病：如何预防流感大爆发》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靠大众自己不能抵抗流行病，医生不能，政府也不能。只有三者通力合作，才能击败它。”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

上文刊载于第203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2日）《抱怨还是和解？　疫情笼罩下的大国与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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