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SA放榜．下】揭示内地澳门致胜之道 香港或可仿效
三年一度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PISA）2018年结果去年底出炉，香港在阅读及数学能力方面继续不敌内地及新加坡，并跌出三甲，科学表现更只维持第九名而已，反观昔日被香港大幅抛离的澳门，在上述三方面全都位列全球第三。回想香港自2002年参加PISA时，数学位列第一、科学排名第三、阅读则为第六，特区政府曾雀跃表示教育改革方向正确、学生水平高于国际；时移势易，香港排名不复当年，教改衍生的问题亦层出不穷。我们好奇香港排名下跌的原因何在、澳门反败为胜的秘诀又是什么？同时也值得思考的是，排名的升跌和高低到底反映了什么问题？我们的教育究竟是值得自豪，还是应该响警号？
承接上文︰【PISA放榜．上】排名连年下跌 评分皆输澳门 挽救或靠教改
科学能力差难推动新经济
问题在哪里，该如何改善？
特区政府的确为STEM提供了一定支援，例如为每所中学及小学拨发20万元和10万元的发展津贴，又容许它们额外申请“优质教育基金”旗下最多200万元的“公帑资助学校专项拨款计划”，不过，这些投资似乎都不太奏效。互联网专业协会创办人、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葛珮帆认为，这或多或少与特区政府在STEM教育方面欠缺策略性思维有关，当中有两大不足。首先，自2015年新成立的创新及科技局（创科局），并不负责统筹“创科教育”，而是由教育局独力承担，惟两部门没有互相协调，也无法互补不足，根本未能“策略性”地培育未来的本土科研人才。
其次，葛珮帆强调“推行STEM教育，也要有好的教师才可，但现在我们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师资”。她忧虑即使提供拨款来支援中小学，也会因缺乏优良师资，影响到授课效益与学生发展进度。从整体来说，葛珮帆指摘政府“无知无觉”的态度，是导致多年来科学培训工作不进反退的主因。她更不满“为何我们看到的，政府似乎见不到”，而每次国际教育排名结果公布，港府也会站出来表示欣慰，“却完全看不到警号已经向起。”
侯杰泰分析，香港学生科学能力下跌，与新高中学制、大学收生制度及通识科课程设计不无关系。现时入读大学的最低文凭试成绩为“3-3-2-2”，即考生必须在中文、英文、数学及通识四个核心科目考获相应等级，才符合升读大学门槛。然而，本港各大院校在收生程序上具有一定自主度，八大院校的计分方法各有不同。例如，香港大学以考生最佳六科成绩计算，而岭南大学却只计算四个核心科目及一个选修科目的成绩。因此，在不同计分方法下，能考入大学的机会也可能有天壤之别。
侯杰泰解释，由于各大院校的计分方法存在差异，变相鼓励考生倾向重视四个核心科目，不少学生更采取所谓“力保主科”的升学策略，造成不重视选修科情况。他曾检视过历届高中科目选修调查的数据，发现在以往的高级程度会考中，有四成考生报读物理、生物和化学，但在文凭试中只剩下两成左右。
侯杰泰又指，考生主攻的四个核心科目中，原本通识科最有条件训练考生达致“文理兼备”，但当中的理科成份明显不足，根本未能令学生灵活贯通各个学科。“如果叫LS（通识教育）老师教多一点SCIENCE（科学），他懂不懂教？”他特别担心通识科的师资问题，认为不少老师并非理科出身，可能影响授课质素，导致学生未能更好掌握需要具备的学科知识。
事实上，两年前智经研究中心曾经研究历年通识试题，发现考核内容的确倾向文科知识，就算当中涉及科学题目，考评局也没有要求考生必须根据科学知识应答。例如在2012年，有试题要求考生论述二手烟造成的公共卫生风险，照考评局的参考答案，当中三个建议论点分别是吸烟宣传运动、征收香烟税以及设立无烟区，却没有提及考生可以从科学角度作出论述。至2016年，又有题目要求考生探讨全球应付爱滋病的困境；但参考答案只建议考生回答“财政资源不足”、“教育程度低”、“药物费用高昂”以及“管治不善”等等。
侯杰泰慨叹，2000年推行教育改革时，应该没有人预想香港的教育水平会出现今日的局面，可惜当局每次重提教育制度或课程改革时，都会引起不少恐慌。他呼吁特区政府重新检视包括香港考生科学能力排名下跌在内等问题，并尽快展开新一轮教育改革；他也希望社会各界明白，观乎邻近地区，在最近四分之一世纪几乎都推行过教育改革，香港也是时候跟上步伐，否则师生与家长们只会继续“React（响应）个课程”，最终吃下苦头的也只会是香港。
致胜之道是什么？香港可学习吗？
除了香港排名下降，另一个关注点是，澳门在阅读、数学及科学三方面的表现都超越香港，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内地和新加坡。侯杰泰相信，绝大部份港人都未曾想像澳门会有一天超越香港，而是次PISA检测结果绝对是值得香港好好反思的警号。
他指出，澳门分数能持续改善，绝对有赖于当地政府长年的功劳。负责澳门PISA研究工作多年的澳门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张国祥，也把澳门的致胜关键归功于澳门政府。原来，当局不止把PISA报告看作单纯的排名游戏，更重视后续对教育制度的检视工作，再加以改善。
张国祥指出，澳门教育暨青年局（教青局）一直重视教育发展，会主动提供资源予相关机构研究PISA的内容，并成立专责的教育评核研究机构来处理相关工作，例如指导委员会及评核研究中心。他补充，世界教育格局千变万化，政策制定者要懂得审时度势，眼界亦要够阔，去谋划教育系统，并从各地例子汲取经验，取长补短。
根据张国祥早前所撰写的《从PISA视角看澳门基础教育的发展》，澳门通过借鉴PISA其他领先国家的创新政策，采用了三项干预性措施来为学童提供有利条件，分别是全面性、针对性和融合性干预政策，从而改善教育体系，来为学童提供“全民教育”的学习条件，和实现“全民学习”的教育目标。
所谓全面性干预政策，即代表通过教育改革来提高学生的学习表现。张国详在文章解释，澳门政府实施的全面性干预政策主要透过对学校的财政支援，从而改善学生的学习环境和条件，进而改变学校的结构特征，例如鼓励小班教学，建立科学实验室，以及资助学校翻新校园设施等等。而针对性干预政策指通过提供专业课程或其他教学资源，来改善弱势学生的学习表现，例如根据学习表现水平为特定学生提供专门的课程辅导，以及额外的教学资源等等，从而为学生进行各类补救或预防性教育行动。
至于融合性干预政策，侯杰泰与张国祥也认为是澳门这次“爬头”的关键原因。所谓融合性干预政策，即代表力求将边缘化学生纳入主流学校和教室，而非将他们分到特殊班级或学校，当中最大要素，便是“改善留班率”这项决定。
OECD在2012年公布的《教育公平和质量：支持弱势学生和学校》研究报告发现，澳门15岁学生至少有一次留班记录的比率达43.70％，当中初中学生的比率更达61％，相比世界各地平均留级率13％而言，高出两倍有多。有见及此，澳门教青局推出一系列措施来降低留级率，其中限制了每级的留级人数，如果超过限制，校方必须解释相关个案。有关当局早前公布了关于制订“学生评核制度”的报告，建议取消小学一至四年级的留级制度，小五至小六及初中创设留级率，分别不高于4%及8%，同时允许小五及小六一科不及格的学生升班或毕业。
截至2015/2016学年，澳门小学教育阶段的整体留级率降为2.19%，初中教育阶段整体留级率则降为7.33%，较以往1999/2000学年小学、初中的7.3%和15.6%低。
侯杰泰补充，澳门留班率对比全世界而言，指标定得好高。但自从澳门参与PISA研究后，懂得开始调节政策，逐渐发现“留班系一个传统多于教育需要”，最终澳门政府大力减低留班比率，要求师长加强对成绩欠佳学生的辅导，例如提供额外补充课程，以及安排靠前的位置给他们上课，不再将留班当作惩罚工具。这一举动换来惊人变化，便是学生的成绩大幅提升，证实传统的思维“留班当然对表现差的同学好”并不一定奏效。
另一个亮点是，北京、上海、江苏及浙江等省市参与PISA研究后，排名高居不下，经常问鼎各项排名之冠。侯杰泰认为，背后因由很多，与当地有良好师资、良好归属感、教学方法佳有关，也不能忽略当地学生的平均学习时间过长，平均每周的校内学习时间达到31.8小时，在参与国家中排第四位，比起其他国家高出很多。
侯杰泰希望大众明白，PISA研究“从来都不是检测那个国家跑得最快，反而最重要的，是知道什么原因让它跑得快，又是什么原因让它跑得慢，并能从其他（外国）例子中得知促进发展的因素”。所谓学如逆水行舟，世界各地也一直为教育作出与时并进的改善，香港作为国际都会，更不能孤高自赏。
上文节录自第20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10日）《PISA排名连年下跌 跑输澳门港生“科学表现”能否败部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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