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动荡】从撕裂中走出的妥协政治
“危机”，蕴含“危中带机”之意，危险纵然存在，但柳暗花明，或会令遭逢巨变的个体痛定思痛，设法找出一线生机，甚至转危为机。对译英文的“crisis”，似乎亦令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深受启发，他在已届耄耋之年综合七个国家在八个面临危机时刻的抉择及经验，梳理出一条国家在动荡之际如何自处的治理方程式，撰写了《动荡》一书。
撰文︰罗乃智
由危转机为一途，由危入殆亦可能是硬币的另一（阴暗）面。戴蒙在书中归纳出衡量国家处理危机时的12个方略是否得宜的准则，涵盖了有否国民共识、是否承认危机存在并予以清晰定义（戴蒙名之为“建立围篱”）、能否从他国获得外援或求取经验、能否借古鉴今、有否能屈能伸的弹性，以及国家是否存在坚实的身份认同或核心价值等。这堆形近口号的准则，在戴蒙笔下牢牢套紧七国在不同历史时空下面对的危难，并旁征博引，层层解构，道出一些国家如何解破危局，走出生机；另一些国家又如何掩耳盗铃，陷入死胡同。
芬兰：从以小事大到苦尽甘来
西方国家长期以“芬兰化”（Finlandization）形容小国因毗邻强权大国及面对其武力威胁而委曲求存，甚至扭曲国家政策。这个充满贬义的名词，得名于西方阵营长期不理解冷战时期芬兰曾采取的国策。当时，为求生存，芬兰确实对苏联作出受尽屈辱的妥协，例如两场以小博大的对苏战役失败收场后，竟应要求逮捕主张对苏作战的总统、总理及内阁部长，并予判刑；其后甚至直接“劝谏”国陆媒体避免发表刺激苏联的负面报道，更主动推迟总统选举，以容许深得苏联信任的时任总统留任。
戴蒙指出当中的视角盲点，在于西方抽空了芬兰人曾因对苏作战而历经苦难的一段悲痛历史。芬兰人历史上长期畏惧位处其国土东方的俄国强权，加上基于对沙俄/苏联的厌恶，在立国首二十年一直对苏联怀有敌意，遂积极地充实国防；在1940年“冬季之战”及1944年“继续之战”，芬兰人虽然以小国之姿奋勇抗敌，令国际刮目相看，却付出了超过十万人性命以及包括该国第二大城市沦陷等代价。两场勇武抗争的背后，亦令芬兰见识到曾经信任的西方盟邦如何口惠而实不至，在芬兰最危难时只表现出爱莫能助的态度。
戴蒙承认，自己曾是将“芬兰化”挂在口边讪笑的一员，但他后来深切了解到芬兰奉行“以小事大”的外交路线实属无奈：不能更变的接壤国土、苏式军备的文攻武吓，以及两次惨烈的血战，怎样才可确保其国家免受强敌蹂躏？芬兰几任总统对苏采取的友好路线，得以令苏联撤除位于芬兰境内的海军基地；而芬兰亦善用自身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一员的地位，成为苏联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的桥梁，从中获取经济实利之余，亦令苏联投鼠忌器，避免轻言入侵。正因为诚实面对自己在地缘政治的局限，并对过去失败得到的教训念兹在兹，芬兰才会保持民族自信，喊出“芬兰化只供内用，不求外销”作反驳，实际是缘于芬兰人的国家认同稳固，“芬兰化”正是全民共识。
由此路进，放诸今日香港人面对中央政府强调“一国”先于“两制”的大气候，历史给我们的教训，似乎说明取信邻近强权正是一地生存之道，何况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诚然，部份论者可能认为此一策略会带来屈辱，但忍辱，或许可以负重：芬兰与苏联，谁笑到最后？何者又在今日政治、社会、经济上领先？
智利、印尼：从左翼到右翼间的钟摆效应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苏冷战正酣，双方竞相拉拢各个新近独立的前殖民地加入己方阵营，这种姓社（会主义）还是姓资（本主义）的外交路线之争，令那些国内政治基础长期欠稳的国家陷入左右翼政治阵营的恶斗漩涡中。当美苏两国在背后操作代理人政治时，更触动了这些国家内本已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及政经利益，引致一个又一个国家长年不止的政治动荡。
智利在戴蒙眼中曾是民主思想深植的南美国家，国民拥有多年参与公平民主选举的经验，亦有足够知识水平摆脱民粹式政治的操弄。然而，七十年代，智利政坛的变质足以令任何曾对智利乐观的人沮丧。1973年由军方将领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推翻民选左翼总统阿叶德（Salvador Allende）的血腥政变，源于阿叶德高估其作为总统的权限，以冒进的手段推行各项土地改革、国营化及驱逐外资等左翼政经政策，无视国内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层对共产主义的原始恐惧。结果，在这两个阶层或明或暗的认可下，皮诺切特借助美国中情局的暗中支援，一举以军事政变形式终结民选政权，改采长达十七年的独裁专政。
在远东的印尼，自1949年从荷兰手上艰难地取得独立后，首任总统苏卡诺（Sukarno）虽然力求在军方及印尼共产党之间取得平衡，却在1965年成为泡影，印尼军方中反共势力苏哈托（Suharto）发起武装政变，一举夺取军权，同时架空苏卡诺的权力。这场史称“九三零事件”的政变除了一下子将印尼从本来具侵略性的亲苏联社会主义路线拉到亲美的权贵资本主义方向，也在一场牵连五十万人的大屠杀后完全消弭印尼共产党的影响力。苏哈托在政变后亦一直将自己定为一尊，开启往后长逾三十一年的独裁统治。
戴蒙认为，智利和印尼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冷战格局下先出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靠拢的倾向，时任/继任的国家领导人在内政外交上遂行国有化、反资本主导的社会主义路线，并以激进的教条式运动执行，引起国内既得利益者（如军方、资本家及中产阶级）的不安；及后，国家出现政变，军方将领推翻原政权后，改采亲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一方面以经济表现换取民众对独裁政府的支持（或至少漠然），另一方面竖立反共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份，以抵御当时苏俄建立全球共产同盟的企图。
智利、印尼从左翼到右翼再到今日重行民主化道路，路途纵然崎岖起伏，却渐次走出左、右两翼殊死斗争的纷乱局面。国家从大乱到大治的路上，除了依仗国家认同以形成向心力外，更是人民记取历史教训后归纳出“妥协政治”的路线：无论左右，回归制度，力求商议式民主，才是国政归和、走出暴力怪圈的不二之道。
民主与自由：隐患重重还是万世不朽？
在戴蒙眼中，令美国一直鹤立鸡群的优势是，其从制度上确立的民主自由政体：只有民主才能确保政府作出的决定获透明检视，它亦容许公众讨论产生影响力，监督当中可能出现的纰漏及舞弊；同时，民主制度以选举作为表象，它令民众感受个体力量的重要性，形成“充权”的感知，并以此避免人民诉诸暴力，改以理性文明的手段纠正过往错误，也避免将来肇祸。开放透明的政体对促成并维持社会流动及经济机会开放，亦至关重要：美国既有“民族大熔炉”及“经济黄金地”的美誉，正是其社会相对清廉、吏治透明、经济机遇处处的结果。
不过，戴蒙目睹美国现况不无感叹，尤其是美式民主的制度优势在日益受侵蚀：选民被民主、共和两党各走极端的政治路线撕裂，被选区重划、选民登记等政治操作蚕食公平性；而即时通讯软件及社交媒体形成同温层社交，则令民众抗拒接收不属自己相信一方的资讯，致使猜忌敌意萌生，政治妥协无从建立基础；对教育、卫生及福利的长期忽视，大大削弱低下阶层向上流动的能力，令美国社会阶层固化，加剧社经、种族及政治机会上的冲突，令社会隐患处处，长远甚至会危及美国国本，令它失去曾经傲视全球的竞争力。
戴蒙大力挞伐美国人的其中一点，正是美国国家意识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傲慢思维—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国人长期相（误）信其国家的成功出于自身国民的努力，并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才会令美国今日缺乏检视自己国家缺点的动力，亦无学习他国经验的意向。
事实上，这种将过往成就归功于自己（或属同一个世代的人）的做法，在世界各地均非少数。自恃“收成期”内而掌握权力的人，往往在身居要位时扮演保守派的角色，死守既有框架和规程，缺乏反躬自省，往往有权用尽，将一地在民主制度、资讯流通及社会流动等方面的弹性扼杀，加剧制度内外的张力。当国家危机出现时，制度失灵往往会进一步打击应对困难的韧性，自然失去转危为机的可能。
从七国到香港，乱与治从来置身钟摆两端。然而，所谓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的期许，到底手握权力的人，能否在本书中求取历史教训，找到避免动荡的钥匙呢？
《动荡》副题：国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转型？
作者：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
译者：庄安祺
出版社：时报文化（台北）
出版日期：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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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20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10日）《《动荡》从撕裂中走出的妥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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