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大辩论】从左、右派之争中寻找公约数
《大辩论：左派与右派的起源》（The Great Debate: Edmund Burke, Thomas Paine, and the Birth of Right and Left）一书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博士李文（Yuval Levin）于2013年12月完成的代表作。他是美国《国家事务》（National Affairs）杂志创办人兼编辑，过去曾任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的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执行总监与内政特别助理，以及保守派智库道德与公共政策中心研究员，并且经常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评论》杂志等著名报刊发表文章。本书早于2014年8月便由两名中国大陆译者王小娥、谢昉翻译为简体中文版，并由北京中信出版集团以《大争论》书名出版，直到前年才将译稿授权给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发行繁体中文版。
《大辩论》一书围绕十八世纪两位知名英国政治家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的思想与行动展开论述，从中探讨现代政治里激进左派、保守右派两大主要阵营产生的过程。作者指出，早于美国独立与法国大革命之前，十八世纪后期的西方世界已经“爆发了一场有关近代自由主义意义的大辩论”（页15），而这场争论更影响到两地在革命后的政治阵营划分，对立的两派分别要求公正与秩序，潘恩与柏克可以说是分歧双方的代表。乍听之下，《大辩论》的主题可能让人觉得它是一本研究当时政治与社会环境如何促成左、右派之分的历史学著作，但事实上该书主要还是借助潘恩、柏克两人的看法来讨论不同思想议题的政治哲学作品，个中内容对于活于二十一世纪香港的我们仍有一些启发。
分歧：为公正而革命 VS 为秩序而改革
潘恩与柏克的政治思想里最能够引起今天香港人共鸣的部份，无疑是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两人起初都曾经对美国独立革命表示同情，但在面对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却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分歧。潘恩认为专制政权罪孽深重，除了完全打倒推翻以外别无他法可资救赎，况且人们出于对公正真理的追求，亦不应该对邪恶暴政作任何妥协。他又强调旧有管治模式必然会跟不上后续时代的需求，“当政府建立的时间愈长，与当前状况所能保持的一致性就愈显不足”（页216），由于任何修补的努力都不能逆转此种趋势，所以透过革命来建立新秩序、新政权便成为唯一出路，而在达致举世创建公正政府的最终目标前，甚至需要持续地一再掀起和传播革命风潮，务求去除各种束缚个人平等和自由的枷锁。
与此相对，柏克将法国大革命视为一场“对整个社会的毁灭和瓦解”（页223）。在柏克眼中，暴力革命反映出来的是掠夺上层阶级、破坏既有秩序的野蛮精神与政治狂热，浸淫于个人自由的民众早晚会将不忠蔓延到透过革命建立的新政权，从而迫使新政权蜕变为军事政权，限制个体意志，结果便是“这个明确以人权为建造基石的政权，注定会比任何古代专制统治更践踏这些权利”（页228）。当然，柏克也认同旧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并且无可避免地会有进行改变的必要，可是他坚信循序渐进、去芜存菁式的改革才真正有助普遍人民的福祉，而非鲁莽地作出大规模的破旧立新行动，因为“好的秩序是所有的好的事物的根基”（页235），负责任的政治家应该尊重和延续由前人奠定的这种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潘恩与柏克对于革命的取态并非全无重叠之处。当柏克高呼革命破坏秩序时，潘恩也有就其可能后果写到“相对于终结，祸害总是更容易开启”，并且一度指出“对于恶法，相较于强行去反抗，更好的选择是：在遵守它的同时，借由充分的讨论暴露它的谬误，进而实现对它的废止”（页215）；当潘恩主张革命改变现状时，柏克亦不否定革命可以是革新的“最后手段”（页225），又赞扬英国清教徒革命和光荣革命成功“借助旧宪法中没有受损的部分……对其中存在缺陷的部分进行重塑”，“原封不动地保持那些旧部分的原状，从而使重获的部分能够与之相适应”（页236）。这样看来，即使是在政见论争上针锋相对的二人，他们彼此观点依然留存着一些可以相互谅解的空间。
辩论：夸大一念之差 不如求同存异
为什么潘恩与柏克之间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见解？正如李文在《大辩论》中所指出的，“严肃的政治辩论必须根植于不同的哲学假设”（页69），而在二人的论争中，这个理论根基便是对于自然与人类天性看法的差异。潘恩认为，原始之初人类生而平等，社会组织的原意旨在组成集体帮助成员满足各自需求，后起的政府却都违反了这种初衷，所以人们要返璞归真，重建奉行原始自然秩序的政府；反观柏克难以苟同这种利用自然根源作为政府合法性（legitimacy）根据的做法，他将人类历史视为一个逐步发展成熟的进程，而历代政府在他眼中都是必须予尊敬的前人叡智结晶。这种思想原点差异让潘恩矢志限制政府以获得平等，并且不惜献身支持暴力革命；柏克则努力保护、传承先辈建立的秩序，认为其缺失之处可以藉温和改革慢慢改善。
严格来说，解释潘恩、柏克两人思想体系里的上述原点差异如何出现，才算真正回答书名所言“左派与右派的起源”，可惜作者在书中并未深究此一问题，而这确实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毕竟他们两人背景没有太大差异，彼此年龄差距不到十岁，同样有来自不同宗教派别的双亲，同样受到贵格会教育的影响，同样对低层贫困、政府腐败有切身认知，同样获得某名当代政要—分别是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与第二代罗金汉侯爵查尔斯（Charles Watson-Wentworth, 2nd Marquess of Rockingham，1730-1782）—赏识提拔，得以晋身论政行列……尽管来自律师家庭的柏克在教育水平上较出身劳工阶层的潘恩稍胜一筹，但却无碍两人后来一起成长为能说善道、文采飞扬的杰出政治家。
比起世代辈份、政治地位、社会阶级、宗教信仰或教育程度等一系列常被用来解释政见差异的因素，潘恩、柏克两人思想分歧更像是源于偶然形成的一念之差，是对于“先看坏处抑或好处”一类简单问题的不同回答所致。他们往往能够站在相同的立足点来看问题，无奈双方所选择的方向背道而驰，导致最后获得的结论也南辕北辙。饶富兴味的是，作者在《大辩论》多次有意无意地提及潘恩、柏克一度于1788年夏季共进晚餐，而且前后曾经维持过一段表面不错的私交关系，直到后来受法国大革命局势影响，双方论争白热化，才公开翻脸相互攻讦。这件小事应该足够提醒我们，即使是持续将近三百年的左、右派之争，作为其源起的二位代表人物潘恩、柏克，两人原来也有沟通和理解的余地，一样存在着求同存异的空间。
香港：纵无左右之分 尚存辩论之实
回看我们身处的香港，左、右派的划分没像世界其他地区那样流行，这主要是因为港英殖民时代长期将“亲共”刻上左派的烙印，导致左派在香港语境下转为指称中国共产党支持者，失却了本身跟保守右派相对的应有含义。数年前有本地大学学生会编辑委员会候选内阁在咨询环节闹出“左右不分”的笑话，便是这种二分法在香港不常见的一个缩影。不过，纵使当下香港欠缺二百多年前萌芽的左、右派之分，《大辩论》举出潘恩和柏克两人于不同议题的激烈论争，依然在地球另一端这块弹丸之地的议会、象牙塔以至街头重复上演着：有人鼓吹革命，有人主张改革：有人讲求理性，有人归诸感性；有人渴望公正，有人崇尚秩序；有人选择权利，有人履行义务……仿佛跟两位英国先哲一直留在相同的时空。
既然“大辩论”仍然发生在现今香港与世界各地，这场左、右派的论争究竟还要持续多久？明明左与右双方都是替社会整体利益着想而认同政治革新的必要，何以结果却本末倒置地为变化步伐的快慢吵得你死我活？除此以外，人们又能不能从潘恩及柏克两位“始作俑者”身上学到什么？譬如他们作为政治思想家高谈阔论、著书立说的同时，又会亲力亲为投身自己信奉的革命和改革事业，试问今天一堆声称钻研政治哲学的政客、学者以至“冷气军师”能不能做到这点？尤为重要的是，当潘恩、柏克都试过坐下来寻找彼此的“公约数”时，继承他们的后人又有什么理由不作出同类尝试？
《大辩论：左派与右派的起源》
作者：李文（Yuval Levin）
译者：王小娥、谢昉
出版社：时报文化（台湾）
出版日期：2018年12月
更多《香港01》周报书评：
上文刊登于第19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3日）《《大辩论》从左、右派之争中寻找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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