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毙伊朗指挥官 美国如何开脱谋杀罪名？
1月3日，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Quds Force）领袖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和伊拉克民兵组织真主党旅（Kata'ib Hezbollah）创办人穆罕迪斯（Abu Mahdi al-Muhandis）等一行六人，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机场附近遭美军空袭身亡。美国国防部其后证实，空袭是在“特朗普总统的指导下”执行。苏雷曼尼等人之死，不单使中东地缘政治局势诡变，同时亦带出复杂的法律问题：美国有何法理基础，不但侵犯了他国主权，更将位高权重的伊朗“第二号人物”击杀？
这次刺杀行动在美国内外均引起激烈争议。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事后批评，特朗普批准这次军事行动“危及美国人”，并引援1973年的《战争权力决议》，指出总统须寻求国会批准才能发动战争，但这普遍的国内法观点，却未指出是次空袭在国际法的属性，更无法分辨行动是属暗杀（assassination）、狙杀（targeted killing），还是法外处决（extrajudicial execution）。
谋杀的种类
纵然不少传媒都用“暗杀”来形容苏莱曼尼之死，但遣词用字的细微差异，足可直接影响行动的合法性，故在判定谋杀的种类前，可先看看美方事后的解说。空袭当日，五角大楼发表声明指出，苏莱曼尼“正在积极制定行动……攻击美国外交官和人员”；翌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分别指控苏莱曼尼“制定中的计划”属于“迫在眉睫的威胁”；1月7日，特朗普再称“（苏莱曼尼）有可怕的过去。他是恐怖分子”，尝试把时间轴拉长，合理化空袭行动。问题是，即便美国在官方口径上，统一以“狙杀”来表述事件，惟这又是否符合狙杀在国际法的门槛要求？
要厘清“狙杀”所指何物，须先了解“暗杀”与“法外处决”的本意。麻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政治学教授Charli Carpenter指出，虽然“暗杀”本身在国际法上未有定义，但早在1907年确立的《海牙公约》（Hague Conventions）已明确写道，“在敌对地区暗杀和谋杀士兵或公民”是不被容许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媒体揭发中央情报局（CIA）策划了一系列暗杀行动，包括多次企图杀死古巴领袖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参议院调查后，时任美国总统福特（Gerald Ford）在1976年以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政府人员执行政治暗杀。此后多任美国总统有类似做法。1998年确立的《罗马规约》（Rome Statute）亦隐含暗杀可视作战争罪行的条文。
另一方面，法外处决的定义较为清楚，即政府机构或个人在未经任何司法或法律程序的批准下杀死某人。
有趣的是，国际法中其实没有“狙杀”这个修辞，仅在联合国特别调查报告里略有阐释。狙杀是指“国家在和平或武装冲突期间，有预谋地消灭在羁押范围外的特定人物”。但据《外交政策》副总编辑Uri Friedman指出，这个词汇是人权组织“美洲观察”在1986年开始使用，意思与暗杀相近，以区别萨尔瓦多军队在战场外杀死特定目标及“死亡小队”的无差别谋杀。尽管用字略有不同，惟组织认为两者皆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与战争的通用守则。
由此可见，虽然不少法律对暗杀并无清晰定义，但可以肯定，暗杀在不同时空和情况均是被禁止的。可是，即使世人知道夺取他人性命有违现代道德规范，惟暴力作为现实中解决政治争端的终极手段，法律却未有断言拒绝国家在“迫在眉睫”下杀人的权利。然而，其逻辑一如个人因自卫而杀人，需要仔细斟酌。
后911时期的立场转变
本世纪开始之际，美国对这种不带有迫在眉睫威胁的法外处决曾抱持拒绝的态度。例如，2001年7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英迪克（Martin Indyk）曾谴责特拉维夫对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狙杀行动，并说“美国政府有非常明确的记录反对狙杀……他们是被法外处决，我们不支持这一点。”但当两个月后发生911事件之后，不论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还是后来的白宫主人奥巴马和特朗普，都采用了“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和“除之而后快”的行事逻辑，将一切既有法律原则抛诸脑后。
2002年11月，小布什为报复两年前造成17名美军死亡的“科尔号驱逐舰（USS Cole）爆炸案”，首次批准以无人机执行反恐空袭，杀死藏身于也门的爆炸案疑犯之一Qaed Salim Sinan al-Harethi，惟其罪行不但未经法律程序确认，空袭更杀死了另外五名疑似盖达成员。
到了奥巴马时期，美国在反恐战争旗号下秘密执行的空袭比小布什任内多出近十倍。根据独立监察机构“调查报道局”（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统计，在奥巴马八年任期内，美国发动了563次袭击，大多以无人机执行，在巴基斯坦、索马里和也门估计造成384至807名平民死亡，狙杀的准绳度有多高，由此可见一斑。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曾分析华府在911后采用狙杀策略的主要因由与理据，指白宫认为《联合国宪章》第51条已赋予美国“自卫权利”，当中包括狙杀正计划袭击的人物，而如果该国不愿或无法有效应对威胁，美方可在未经（主权国）事先同意下，保有单方面追捕目标的特权（prerogative）。从中可见，美国的狙杀政策本身就没有将别国主权列作考虑。
因时制宜仍须遵守原则
虽然恐怖组织的存在会构成威胁，但如同行使自我防卫权利而杀人，其动机必然是生命遭遇存亡之急，方能正当化杀人的行为。可是，即使美国的反恐战争有其正当性，但过去的狙杀行动不仅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对不少击杀目标的定性也充满争议，例如宣称苏莱曼尼是联合国公认的恐怖分子（事实上苏莱曼尼仅被列为制裁对象）。从国际法来看，美国不少行动缺乏充足理据。
首先，在1949年议定的《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第三条订明，在面对“不实际参与战事之人员，包括放下武器之武装部队人员及因病、伤、拘留……而失去战斗力之人员”，不得对其“生命与人身施以暴力，特别是各种谋杀、残伤肢体、虐待及酷刑”。美军违反这个原则的经典案例，莫过于2011年在巴基斯坦狙杀盖达组织领袖拉登（Osama bin Laden）时，涉嫌“活捉”拉登后在其家人面前将他处决。虽然大多数人都认定拉登死有余辜，但不能就此忽略程序公义。
其次，即使是证据确凿，国家对付恐怖分子的手法亦须符合战争法的相称原则（proportionality），即谋杀的军事价值及其附带损伤须取得平衡。例如，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指出，2017以来美军在索马里执行的100多次空袭中，至少造成14名平民丧生；另外，截至去年1月底，在与“伊斯兰国”（ISIS）的战役中，美国为首的盟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造成至少1,257名平民死亡。尽管我们难以量化每个人的生命价值，以取得相称原则要求的“平衡”，但为消灭恐怖分子而误杀大量平民，不但道德上存在极大争议，成效上亦存疑问，反而可能使恐怖组织把这些伤亡转化为政治宣传，吸纳新成员。
国家之所以被认为拥有使用暴力的垄断权，是要避免出现英国哲家学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言自然状态中“每个人对抗每个人”的原始竞争。历史上有不少以正义之名出师的暴行，例如二战时期盟军为胁迫日德尽快投降，对德国德雷斯顿和日本东京执行大轰炸，造成数十万计平民死亡。后世衡量这些行动功过，最简单的基准是“成王败寇”，更进一步的区分则立足于受攻击对象在相关军事对抗中是否正当。
二战中，德、日是举世公认的侵略者，用非常手段阻止两国继续为人类社会带来浩劫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但二战毕竟不是人类社会追求的常态，而正是为了避免国家将“非常时期、非常手段”的蛮行常态化，才有需要在现实中对国家使用暴力的行为加以规范，尝试保障人类生命不会被无辜拖入暴力漩涡。
不论是用暗杀、狙杀，还是法外处决的文字游戏来表述苏莱曼尼之死，美国在非交战时期的空袭行动均不见得有任何合法、正当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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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198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月20日）《美国如何开脱谋杀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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