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二】对政府失去信心　情侣计划远走新加坡

7月的一个星期五，茵与朋友在餐厅吃饭，大家说笑之际，男朋友S突然捧着一束花出现。他拿出戒指，慎重地求婚，茵没有想太多便答应了。后来她说，如果男友是周末求婚，她大概要考虑。自6月以来，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游行示威，合法的，非法的，最后画面上尽是硝烟，她无法在这样的氛围下，思考结婚这回事。三十出头，有稳定职业，如同所有情侣一样，他们计划成家立室，若没有修例风波，他们大概会在香港结婚生小朋友，但这些念头都被打乱了。两个月来，每次跟朋友见面，大家三句不离移民，“走唔走”成了最亲切的问候语。“之前已经开始谂，我们也计过，走的话生活水平会下降，没有那么容易揾到工，计来计去，还是觉得不要走，但这件事发生后，我们会走。”S说。两人都是执行力很强的人，再早些时候，他们已留意楼市，曾考虑买楼置业，也讨论过小朋友未来的教育，即使自己不走，亦考虑送小朋友离开，但6．12金钟警民冲突后，曾经熟悉的城市变得陌生，离开有了迫切性。“第一次百万人游行，我们都未谂；但6．12后觉得这个政府不会再听民意了。”茵灰心地说。

他们会去集会、游行，对政府的不满远不只有修例之事，从五年前的8．31落闸、占中，到后来特首所言的“相对和谐”的两年间所发生的一地两检、DQ事件，太多不满积压，修例犹如导火线，炸开平静的表象。“DQ事件好大影响，一DQ完就政治冷感。” S因工作需要，经常飞不同地方，有时甚至要返内地，对国情略有认知。“有些事要分清楚，有些是阿爷搞出来的，有些是本地搞出来的。8．31落闸和DQ议员是阿爷决定，但（修订）逃犯条例是香港政府要推的。”

在他看来，阿爷的决定难以推翻，但政府依然可以走位，而今次的修例，却展现了政府施政无能的一面，不仅错失了最佳的解决时机，在7．21元朗事件后，局势进一步恶化。“7月21日元朗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用多说，即使在中国，也没有见过有人打到入车厢，这是半恐怖袭击。”他指，有些关系玩完就是玩完，心中有条刺便是有条刺。

茵同样对政府失望，认为政府没有做过实质的事去解决问题。“土地、医疗、教育，每件事都可以用不同政策去做，但是每次政府都选择最扰民、最不被认同的方法，继而逼我们接受，包括今次的事件。” S轻叹，这三年政府做得最对的事，说不出来，但政府做错的事，可以列出好多，“你叫我如何有信心走下去？”

施政效率比政治更重要

一唱一和，想法接近，彼此有离开的共识。S是从事金融业，茵是言语治疗师，工作稳定，是专业人士，理应有能力离开，然而执行起来却不易。茵毕业后浮浮沉沉，后来修读言语治疗硕士，工作上接触很多小朋友，每个星期游走十多间学校，有时返足六日，但因为很喜欢，她觉得这是一份终生职业，她也希望在另一个城市找到相同的工作。这些日子，她搜集移民资料，发现技术移民的分数比想像中高，为了加分，要考语言试，为了在当地执业要考专业资格试。她解释，“外国协会比香港成熟好多，如果是协会合资格的会员，就可以有执业资格，香港的注册制度不太成熟，只要完成一个学位，便可以成为言语治疗师，外国的门槛高很多。”

S的情况稍为好一点，公司预计下年将在新加坡设分公司，他向上司表明有兴趣调迁，若不成功，便会辞职找当地的工作，以工作签证的方式留下来。“大部份国家我们都不够分。去年的计法与今年不一样，但即使是去年的分数也不够。”新加坡的计分方法不是很透明，只知申请了要排期，排多少年才得到永久居留权则因人而异，有持中国护照申请人在新加坡住了十年才得到，也有港澳台申请者住几年便取得，“我们也不知道要排几多年，但如果公司调你过去，有较大机会拿到工作签证。”他们也想过，若最终找不到工作，便读书转行。

新加坡近年成为港人移民的新热点。它是国际城市，生活、工作节奏与香港相似，连高楼林立的城市景观也相同，以英文及普通话为沟通语言，在政制上也没有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对香港人而言，如同去了另一个香港。朋友都问：“去新加坡为什么不留在香港？”茵笑说：“人家起码是主权国家。”

S指，政制不是他们考虑移民地点的首要条件，反而政府的施政效率更为重要。“某程度上，我不太理政治是否透明或是否有民主，但政府要有效率，知道问题在哪里，会想方法解决。”而在施政方面，新加坡是高效率，也相对以民为本。S甚至戏言，内地的执政效率也比现时的香港政府高，“如果中国发生这种事，省委书记或市委书记应该被炒了，当然几年后他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中国经济不稳健，包商银行、锦州银行、恒丰银行等中小型银行近日相继爆煲，政府注资打救，虽有干预市场之嫌，但至少政府是行之有效的。不似香港，早有专家预示今年经济放缓，高官不停提到经济衰退，却只是在等爆煲等挤提，没有措施抒缓将会出现的金融危机。

“其实讲民主，大家都是想政府聆听自己的声音。民主也有缺失，譬如美国划选区分界，基本上是乱划的，这条街一边是第三区，一边是第五区，中间夹着第四区。当然是不公平，但政府在执政上会咨询，不会做得太绝。”至少不是极力打压异见者，对民间提出的意见不闻不问，施政错误不需被问责。

访问前一日，黄大仙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防暴警察出现，街坊踢拖上前理论，不久是几轮催泪弹，自小在这区长大的他们难掩怒气，直言难以接受。愤怒背后，更多的是伤心，是对社区的沦陷的无奈，也认知到香港的沉沦似是无可避免。“大家都知2047年会玩完，但中间的细节可以做好一点，不要像现在这样。”S说。

不想下一代面对2047

促使他们移民的导火线是反修例风暴，但更深层的原因是2047年，不为自己，是为小朋友。他们预计这几年会生小朋友，计一计，原来小朋友大学毕业时，便是2047年。

我个人不希望小朋友一毕业便要面对2047，那时整个社会都不一样。基本法讲到2047是可变可不变，现在我都几肯定会变。当初考虑到下一代都会移民，可能在他们读中学或大学时。现在（局势）变得太快，我们对政府的信心愈来愈低，之前可能有五六十分，现在只得二三十分。

两人下年便结婚，茵的妈妈唠叨，说为什么结得那么急，茵直到现在还未跟妈妈说要移民，想像不了家人的反应。茵心中有很多挣扎，舍不得家人、朋友，舍不得现在的工作。她当年借了三十多万读硕士，读完才不过几年，最后可能不得不放弃这个职业。“我未去到好有事业心，但不想自己的重心都放在家里。去到外地，需要建立人际网络，工作是其中一个，另外就是财政，想有多点话语权。”

有时朋友间亦会开玩笑，说以后可能要约在世界的中心见面，因为大家都移居不同的地方。“香港是很熟悉的地方，语言、社区都让人安心，大家都很爱这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建立起这种安心感。”

S在旁轻声说：“现在也不安心了。”出街惊有催泪弹，行过连侬墙怕被斩。

移民做逃兵，是放手一搏。茵说有走难的感觉，S则说“见步行步，我们也不知道走唔走到，不知道有没有地方愿意收留我们。”略带不确定的眼神缓缓望向窗外，连紧紧相牵的手都倾泻浓浓的焦虑。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茵、S均为化名。）

茵的朋友在反送中运动前以读书为由，裸辞到澳大利亚，他们目睹香港巨变，心情异常矛盾。他们为何移民？在异地如何看理解香港发生之事？详情请看：【移民．三】在澳大利亚目睹香港乱象　他们希望齐上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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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8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9月16日）《对政府失信心 情侣计划移民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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