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胶回收】上海强制垃圾分类 社区须忍“阵痛”
为了解决长久以来的垃圾困扰，内地决定由源头入手，垃圾分类是回收的第一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早于2017年发布《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强调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习近平其后更指示垃圾分类是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体现及新时尚，促请地方政府果断行动，并选定上海、深圳等城市试行。上海成为中国首个实行“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但这种“由上而下”推动的垃圾分类政策是否可行？（此文章为塑胶回收系列报道四）
28岁的陆先生是上海人，从事市场营运行业，在上海浦江江月路居住，该地段属常租公寓的“小区”。他笑言，以前很多小区只有一个黑色垃圾桶，居民所有垃圾都会混在一起，但今年5月份开始，当局已经进行强制垃圾分类的前期工作，包括在社区摆放回收桶及宣传垃圾分类。
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上海居民须将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当中大致分为四大类，包括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见表）。垃圾分类后会进行后续处理，除了回收垃圾外，有害垃圾会以高温、化学分解等方式处理；湿垃圾会以生化处理、产沼、堆肥等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干垃圾则以焚烧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若居民不进行垃圾分类，清洁工人有权不收运。根据条例规定，如果没有妥善分类或混合其他垃圾投放，个人可罚200元人民币，企业等单位可被罚5万元。
“双规”限制收垃圾
上海居民将家居垃圾分类后需要回收，部份小区会有垃圾“双规”限制，即在特定地点及时间接收垃圾，如早上7时至9时、晚上6时至8时两个时段收垃圾，逾时则需自行储存垃圾，留待下一次收集垃圾时段弃置。可是，一刀切的收垃圾时间为上班族带来不便，当地传媒报道，“996”（朝九晚九工作六天）及跨区工作的上班族常常错过收集垃圾的时段。
虽然如此，陆先生认为这是上海社区必须经历的“阵痛”，上班族可透过邻里协助处理垃圾，甚至可以利用Apps登记上海新兴的付费“扔垃圾跑腿”服务。他指垃圾分类的确为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如家中需放置三个垃圾桶。但垃圾的遗害太大，内地有不少癌症村正是因为垃圾污染所致，所以有必要针对垃圾问题作出规管。
陆先生补充，每个社区实行垃圾分类及收集垃圾时间并不一样，现时并非所有社区强制实行。上海市大致分为内、中、外环及郊区，现时上海内环以内的地区执行垃圾分类较为严格，但他居住的社区属于外环位置，收集垃圾并没有“双规”限制，垃圾站亦是全日开放，该区亦未严格执行垃圾分类，只是在社区内放置回收桶。
对于有内地网民称，今次上海的强制垃圾分类是内地有史以来“最严格”。陆先生笑言或许有夸大的成分，“我大概知道基本的垃圾分类，也不会花太多时间进行仔细的垃圾分类。”他认为即使遇到分类困难，可以在网上搜寻当局制定的相关资料，局方亦在区内派发宣传单张。
小区内有年轻志愿者及社区组织义务监察居民进行垃圾分类，陆先生却指工作人员也只是象征式地检查垃圾。他更笑言自己懒，很多时没有按规定进行垃圾分类，“上面有政策，下面实行到什么样又是另一回事。”
垃圾分类成为上海人茶余饭后的话题，陆先生也经常与朋友倾谈，彼此都认为目前上海推行的垃圾分类仍有不少地方需要改善。他指有些居民通常会在家里进行“一次分类”，但亦有不少人会将垃圾拿到区内的垃圾站，再由区内的义工、组织进行“二次分类”。由于很多居民同一时间前往垃圾站，以致协助居民分类的志愿者难以处理过多垃圾。他又提及上海有不少外国人居住，如何向他们讲述垃圾分类细节亦是困难之一。他居住的社区更曾有人致电到当地的环保局，要求官方编订英文版的垃圾分类指南。
虽然陆先生认为强制垃圾分类对社区来说影响不大，但当局会要求商业区等商户（尤其是餐饮类）必须严格执行，“去吃生蚝的时候，侍应特意提醒客人将蚝壳与其他垃圾、厨余分开处理。”
他续指，若大型企业、组织单位的员工没有妥善进行垃圾分类，如员工分类错误，当局便会向相关企业罚款。可是，大企业也不能完全强制或监控所有员工执行垃圾分类，这令企业高层相当“头痛”。他以自己的公司为例，曾有同事没有将垃圾分类，乱抛外卖餐盒，公司发现后立即向整个部门的员工发出通告。
政府主导的利弊
内地推行强制垃圾分类，原来香港浸会大学嘉汉林业珠三角环境应用研究中心主任黄焕忠早于十多年前，已尝试在广西南宁市横县推动垃圾分类系统，可算是在内地推行垃圾分类的先驱。他指当年县市没有能力建造大型垃圾焚化炉或堆填区，故以该县市作为试点，建立干湿垃圾分类，计划实行了约三、四年，县市已经有七成人口参与，垃圾分类准绳度亦超过九成。
他今年亦前往内地负责“训练班”，向当地相关部门及市民讲解垃圾分类概念，并教导他们如何妥善执行。例如在贵州省的贵安新区（国家级新区）农村建立太阳屋，鼓励村民把垃圾分类后将厨余堆肥，有近七成人参与。
现时，上海的垃圾分类以政府主导的形式强制执行，并有一系列惩处法规。据内地传媒报道，今年首半年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在社区进行约1.4万次检查，当中依法查处违规案件逾千宗，教育劝阻约1.3万人，督促整改约8,000宗。黄焕忠指，内地现时是依靠中央主导方法进行垃圾分类及回收，虽有法规及惩罚机制，但未有完善配套设施。
他亦提到内地以中央政府思想路向作指导，“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虽然政策由政府主导实施，但整个回收系统的财务安排、项目的持续性均未有明确提及，未能令社会上每一个持份者有清晰责任。他假设，当中央政府拨款支持，项目可以运行，若政府削减拨款，整个回收计划能否持续亦存疑。
黄焕忠表示，中央在处理垃圾问题方面作出政策上的改动，推行更严厉的垃圾分类系统，各县市再自行设立地方法规，虽然各地法规或有少许差异，但大方向一致。
据他前往内地观察所得，内地垃圾分类上大致可行，反而是承接垃圾分类处理的技术五花八门，各省市存在颇大差异，当局有必要寻找统一可行的技术指引，以确保投入资金不会太大。
他举例，内地农村环境条件宽松，可以用简单技术处理厨余，如利用太阳屋作最原始堆肥，透过自然分解处理厨余垃圾。城市处理垃圾的条件则较为严谨，需要较高的技术处理垃圾气味问题，以免影响民居。当局不能一概而论，要求各地购入先进技术，可是现时内地并没有一套较为清晰的指引予乡镇领导人，到头来可能“杀鸡焉用牛刀”，反而造成损失。
其实，日本建立的垃圾分类较上海更为明细，回收率亦远超其他东南亚国家。例如京都市将废物分为可燃垃圾与资源型垃圾，日本居民会使用透明的胶袋盛装垃圾，令清洁工较易辨别垃圾分类。若果居民未能妥善处理垃圾分类，清洁工会写上“分类错误注意”的标示，并拒绝收走垃圾。该家庭须将垃圾带回家中储存，再进行分类，留待下一次清理垃圾时段再次处理。
可是，要令政策确切执行，让市民配合明细垃圾分类，前提是需要由小到大的公民教育。日本教育厅将环保教育定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以提高公民环保意识，家长亦会在家教导小孩垃圾分类。
虽然日本的垃圾分类规条繁多，但日本人大多会遵守市政府所颁布的分类指引，邻里亦会互助指导。反观上海，强制垃圾分类仍是试行阶段，成效未知，这种“由上而下”的推动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见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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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7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12日）《内地新政策治垃圾 港塑胶何去何从》专题报道中的《沪强制垃圾分类 好市民强忍“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