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内地推动日常生活现代化　强制垃圾分类“逼疯”上海人？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制定得有多巨细无遗呢？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公众号“侠客岛”特意制作了趣味问答：“那尿不湿是干是湿？粽子和粽子叶如何明断？包着狗屎的报纸怎么处理？一切食物残渣都是湿垃圾吗？”

对照《条例》规定，水产固然是“湿”，其外壳却被归类为“干”；食材废料属“湿”，而粽子叶、粟米叶则又归作“干”；虽然猪骨和鸡骨都是骨，但原来鸡骨为“湿”，大块猪骨却是“干”；包狗屎的报纸也分为两部份，报纸是“可回收垃圾”，内藏的狗屎却须分隔出来，划入“干垃圾”之列。

自愿垃圾分类，实行多年成效不彰

上海的垃圾分类已推行多年，《条例》的步伐只是大了一些，但绝不是忽然从天而降，杀市民一个措手不及，刻意“逼疯”上海人。

2018年，上海垃圾房安装了垃圾处置器，帮助完成湿垃圾源头减量的任务。同年9月，上海又推出垃圾回收互联网平台，居民只要在家中使用手机程式，便可让社会回收人员上门回收废品。科技令生活更便捷，市民才会有更大动力配合垃圾分类回收。另外，上海设有奖励机制，市民可藉垃圾分类换取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又或直接折现为金钱。

由此可见，上海立法强制垃圾分类前，早已从科技和制度设计入手，让市民有心理预期和适应阶段，如此大费周章，正是为了源头减废。侠客岛指出，上海12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足以堆满一座东方明珠，23天则能堆满一座环球金融中心。为了清扫、运输、处理生活垃圾，全国每年耗资千亿元以上的财政资金。

上海市政府所在的黄浦区为例，2018年常住人口约66万，用于环境卫生的公共财政支出为15亿元，折合每年人均2300元。

可惜的是，垃圾分类讨论已久，但成效有限。早于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和桂林共八座城市被选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2014年有报道指，杭州将垃圾分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厨房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设四色垃圾桶，并免费提供可分解厨余垃圾袋，但是居民缺乏环保意识，以厨余垃圾袋装其他垃圾，扔垃圾时哪个回收桶近就扔哪个，分类形同虚设。部份小区想推“实名制”（登记姓名）却遭居民强力抵制。

其实要做好垃圾分类，不能只依靠基础建设，同时也要提升行政效率，才可以建立完整机制。可是内地政府过去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即使名义上有垃圾分类制度，内地90%以上可回收废弃物都被送到发电厂烧掉，或送到垃圾掩埋场埋掉；以建筑垃圾为例，每年逾15亿吨垃圾，仅回收几千吨。是次上海大刀阔斧实施《条例》，表明要将“自愿”改为“强制”，要改变的对象不只是民众，政府自身都被倒逼出政治能量，改善现行跟进机制。

就强制垃圾分类，上海已部署好相应设施，针对“湿垃圾”作资源化处理，例如餐厨和厨余垃圾，经处理后可转化为富含有机物质的营养土，至于“可回收垃圾”如废纸箱，顾名思义可循环再用，转废为能。最理想的状况是，强制分类后连带“干垃圾”数量也大大减少，即使仍要大批送入焚烧发电厂和掩埋场，经济负担和环境污染隐患却将大大减轻。

提升国民质素，从厕所革命到垃圾革命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一整代人在滚滚历史洪流中把握机遇，创出新天地。然而，近年官民各界都反思“唯GDP论”的害处，环境保护、医疗教育及司法公义都颇受影响，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未获满足，生活品质未有随国力节节上升。

有见及此，内地政府提出着重GDP的“品质”，提升民众的“获得感”，改善生活环境，令改革开放红利可以惠及社会各阶层。

正是在此大框架下，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重镇，冀能发挥示范作用。中国的“现代化”不止于浦东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也不限于四通八达的高速铁路网络，真正的“现代化”应该体现在日常细节，见诸于生活各层面，包括如何处理先进城市的副产品：垃圾分类。常言道，要看一个国家的质素，就应该看看那个国家的厕所。如何处理垃圾，也能反映文明水平。故此内地政府继“厕所革命”后再献新猷，推行“垃圾革命”。

由工厂生产到消费文化，中国都是现代化的“后进者”，这一点在“垃圾革命”也不例外，官方推行手法和目标都有先例可循，以期发挥“后发优势”。

对于强制分类垃圾，上海市民一时适应不来，抱怨分类太麻烦及花时间。不过，政策制定要以长远计，每当引入新的生活模式，难免会有磨合期，但只要接下来逐步解决小问题，两三年后就可以提升生活环境，养成公民品德，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仓廪实知礼节”一面。

作为中国垃圾分类的“导师”之一，日本就是个好例子。据内地“人文经济学会”介绍，日本经济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步入先进国家水平，垃圾分类也始于此时，最早只有可燃和不可燃之分。随着环保和回收观念兴起，垃圾分类变得格外精细，国民也随之学习和适应，同一件垃圾的不同部份都要区分：塑胶瓶盖和塑胶纸属于一类，瓶身却属于另一分类。香烟盒外包是塑胶，盒子是纸，铝箔却是金属，这三样东西也要分类，再投到指定的垃圾袋。

垃圾分类是为了改善“生活品质”，更是为了训练“国民质素”。日本的垃圾分类遵循严格时限，若错过指定日期，国民只能将垃圾存放家中，留待下一个收集日投放。因此日本家庭养成习惯，通常有个小空间，专门用来储存垃圾。据媒体报道，日本横滨的垃圾分类手册长达27页，内含518项条款。不要说外国留学生，就连日本家庭主妇，也要经常参看手册，以免弄错。

有论者认为中国人民的质素还有待改进，目前出门在外也可能因随地便溺而出丑人前，如果强推垃圾分类，似乎并不可行。这种论点除了带有歧视而绝不可取，也忽略施行地点是一线城市上海。市民“衣食足而知荣辱”，公民质素有别农村小镇。况且从日本经验可知，公民质素是个“有鸡先”抑或“有蛋先”的问题，垃圾分类骤然间可能令人觉得难以适从，但只要实际上可行可操作，配合奖惩机制和教育宣传，公民质素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港府乏政治魄力，蓝废纸黄铝罐啡胶樽原地踏步

平心而论，如果上海可以在分类方法一项，再循步渐进一些，如日本般不求一蹴而就，慢慢增加分类的细项，提升辨别垃圾性质的要求，市民的回响可能更正面，毋须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刻意想办法，推销“简明”口诀：“可回收物记材质—玻、金、塑、纸、衣；有害垃圾记口诀—药（要）油（有）电灯；湿垃圾记原则—易腐烂、易粉碎；其余都是干垃圾！”可是这一场“垃圾革命”依然是瑕不掩瑜，总胜过绕起双手甚么也不做。

回顾香港的垃圾分类之路，多年来仍止于“蓝废纸、黄铝罐、啡胶樽”的旧机制，自愿分类回收未能收得成果，政策拟定亦未能跟得上时代步伐，致使相关领域停滞不前。与内地各大一线城市相似，港府也期望将宝贵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入其他民生领域，而不是用来处理垃圾废物，费尽心思去发掘额外的堆填和焚化效能。不过港府却缺乏相应的政治魄力，收拾好城市发展的烂摊子，将良好生活环境交到下一代手里。

相较于上海，香港推行环保政策不仅面临立法上的缺失，科技运用上亦落后于人，模式上也缺乏经济诱因鼓励市民参与。多方面的落后，只能说明政府犹疑不决。改变市民的生活习惯与模式，教育必不可少，但考虑到其收效甚缓，以及可控性不强，香港政府必须更积极立法规管，并辅以科技、经济方面的奖励，让香港成为一个更环保的城市。

上海推行强制垃圾分类，虽然最终效果有待观察，但至少开创先例，香港社会上下应从中取长补短，思考如何解决垃圾问题。

垃圾分类是为了改善生活质素，更是为了训练国民质素。由环保团体扮演的垃圾分类人偶在公园和孩子互动，宣传垃圾分类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