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修《逃犯条例》遇逆风　港府自毁“港人治港”

《逃犯条例》修订最近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在立法会内，泛民、建制两派壁垒分明，连法案委员会主席也无法选出，追本溯源，在于部分议员没有尊重“游戏规则”，导致立法会迟迟未能履行审议法案的基本责任；对政府来说，这次修例肯定是《基本法》23条立法前的最大考验，惟政府并未展现应有的政治技巧和智慧，再次暴露其设定社会议题能力低下。特首林郑月娥无法收拾残局，中央只得高调介入。长此下去，试问市民又怎能相信港府有效实践“港人治港”？

相信无人会认同，任由已承认在台湾杀人的陈同佳逍遥法外合乎公义。稍为理性的港人亦知道盲目区隔陆港连系，特别是经济和司法连系，既不实际，更非一个现代社会应有的偏见。故当港府提出修例，从而堵塞司法漏洞，原则上无可厚非。纵使泛民议员出于对内地司法体制的不信任而对修例有保留或反对，但使用完全没有实效、甚至是粗暴的方法来阻挠审议法案，毕竟不符合市民对代议士的期望。

今次修订《逃犯条例》争议之大近年罕见。法案在4月开始首读、进入二读，至今过了六、七个星期，其间发生最资深议员、民主党的涂谨申因在议会中玩弄规程，被取消主持法案委员会资格，改由建制派石礼谦代替。更令人摇头叹息的是，两派议员曾在会议室内爆发肢体冲突，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甚至在答问大会上骂林郑月娥是“八婆”，丑态尽现人前。

泛民主派当然有权反对修例，但作为议员，他们不应违反立法会的规则。涂谨申因资历而负责主持会议，理应不偏不倚，尽快选出法案委员会主席，展开法案审议工作，在审议过程中尽情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只有这样，各党派议员才可以自由辩论，政府官员亦应该诚恳聆听反对意见，并作出回应和解释，甚至对法案进行修改。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蔑视规则泛民理亏

可惜的是，涂谨申以变相“拉布”的方式阻挠委员会运作，因而导致内务委员会发出指引，最终由建制派议员取代主持工作。谁是“正统”会议主持人本来清清楚楚，但泛民的违规、粗暴阻碍让修例寸步难行。大家都知道政府和建制派有多个途径推动辩论，包括将法案直接提交立法会大会审议，届时建制派可凭议席优势，通过修订。

现在回想，泛民主派在修例一事上表现激动，既因为无奈，也源于早前13万人（民阵数字，警方指2.28万人）游行为他们打了一支强心针，令他们觉得“民气可恃”。诚然，围绕《逃犯条例》的争议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但泛民议员既已选择走入现有制度，就应该遵守立法会的运行规则，不应以为自己“有理”，便可无视议事常规。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年前泛民也是透过议事规则否决人大“831”政改方案，如果当时建制派用粗暴方式对抗，泛民又会否认可？

必须指出，在今次的立法会闹剧中，泛民主派当然要负上最大责任，但最应受到批评的仍是政府。《香港01》曾经指出，自林郑在2017年上任以来，社会气氛大致平和，这主要源于市民在经历“梁振英年代”的社会撕裂后，对政治斗争普遍感到厌倦。林郑执政初期的平和既因为市民累了，加上政府公关手段不错——林郑除了向基层市民“派糖”，还改变了梁振英“以斗争为纲”的作风，包括在2018年3月率领多名高官出席民主党党庆，摆出一副“大和解”姿态，顿时让人觉得充满怨气的香港将会出现新风。

政府官僚解说不力　社会大众难释疑虑

修订《逃犯条例》争议使政府与民主党重新走向对立，暴露林郑的公关只是“走过场”，一遇到大事就毫无作用。尽管大多数市民明白有效的移交逃犯机制对香港的重要性，至少可避免香港沦为“避罪天堂”，但他们对内地司法体制缺乏认识，心存芥蒂，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执政者不能视而不见。特首有为陆港沟通起桥梁作用之责，理应有耐性、有方法地向市民说明和保证，完成修例后，香港在司法公义与人权保障之间必可取得平衡。

具体来说，林郑应该阐明，修例其实包含不少提高人权保障的举措，包括把申请引渡的门槛由原先建议的量刑起点一年或以上罪行，提高至三年或以上。但她没有做好必要的解说工作，导致部分市民对修例的误解不断加深。

林郑的败笔在于，社会大众认为她对市民的忧虑视而不见，欠缺同理心。她一味利用“陈同佳案”，以得理不饶人、居高临下的姿态强行闯关，不给时间让社会凝聚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修例过程中无可避免会出现政治猜疑，以及被人借机煽风点火，导致近年已见沉寂、针对内地的民粹思潮死灰复燃。到了这个境地，修例争议已演变成另一次让港府骑虎难下，再次置陆港关系于二元对立的困局里，这是中央不能亦无法容忍的。

林郑无法让有忧虑的市民放心之余，同时又令包括商界在内的建制力量“造反”，最终要靠中央出手“统一思想”。政圈一直流传，今次修例是林郑的意思，中央没有指派“硬任务”，因此部分建制中人对搁置法案心存幻想。但随着有关争议触及林郑的管治威信，更让稍微缓和的陆港冲突重来，中央官员不得不表态支持港府。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最近定调修例“合适、合理、合法”，呼吁港人毋须担忧；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明确指出修例“既有法理依据又有现实迫切需要”，“是落实《基本法》的应有之义”，要求各界抵制别有用心的“蛊惑谣言”和“人为制造的恐慌”。这是过去两年少有的“强硬”声音。

站在落实《基本法》、实践跨境司法公义的立场上，中央就修例发声实属理所当然，但具体如何修例，本是特区自己的工作。诚如负责推动修例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所言，港府一直没有填补移交逃犯的法律漏洞，“鸵鸟了二十二年”。我们同意，港府不能因泛民主派和部分市民反对，继续任由漏洞存在。问题是，最近围绕修例的争议，完全暴露港府在制订政策、沟通政策、评估社会舆论反映多方面的无能，已经演变成政治危机，“逼”中央表态“加持”，甚至要求建制派为港府保驾护航。

修例要靠中央“加持”　港府如何能立“23条”

林郑曾说，要为《基本法》23条立法创造有利条件。单从复杂和敏感程度而言，《国家安全法》较《逃犯条例》有过之而无不及，届时港府肯定要平衡“社会忧虑”和“宪制责任”之间的矛盾。可以想像，如果连被视为23条前奏的《逃犯条例》也处理得一塌糊涂，那么当23条立法正式启动时，争议究竟有多大？港府凭什么令人相信，它有足够政治能量和技巧，带领香港完成立法工作？

回到《逃犯条例》本身，究竟有没有既可完成修例，又能令市民放心的方法？《香港01》早前建议港府调整手法，优先把谋杀、强奸、伤人等较少争议的罪行纳入修例范围，至于定义含糊、较易引起政治解读的罪行，包括“危害种族或直接和公开煽惑他人进行危害种族”、“方便或容许任何人从羁押中逃走”，港府理应在现阶段剔出修例范围。

上述提议绝非天马行空：单从政府早前迎合商界要求、剔除九项与经济相关的罪行可见，删除部分罪行已有先例可援，如果政府继续坚持己见，只回应商界忧虑，对市民或其他司法团体的忧虑不予理会，这将会是愚蠢的政治行为。林郑理应顺水推舟，以先易后难的方式，先订立“减辣版”陆港逃犯移交安排，将来再因应内地司法建设的进度，适时调整可移交罪行名单。只有这样，当局才可在现阶段完成修例，同时令对内地司法体制有疑虑的人释怀，何乐而不为？

总括而言，泛民主派无视议会规则，阻挠法案审议，没有履行议员应尽的责任，难道他们真的认为逼中央出手有利于香港或提升他们的政治筹码？政府对社会忧虑视而不见，自以为权力在手，有中央支持，霸王硬上弓，将本来旨在填补司法漏洞、无可厚非的修例工作，演变成一场管治危机。难道要中央出手解困，才可彰显官员的威风？

在政治现实下，政府当然可以成功修例，但特首应该反思，当政府的管治能力一遇到大事便弱态毕现，将来施政肯定会更为艰巨，试问中央政府又如何相信她领导的“港人治港”可以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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