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法】自由市场不自由　小店卖平货有压力因三角势力夹击？

《竞争条例》（下称《条例》）实施三年，竞争事务委员会（下称竞委会）先后三次出手，主动控告涉嫌围标、合谋定价或瓜分市场的反竞争行为。然而，《条例》实行至今，有小型零售商表示货品卖得便宜，随时有被供应商断货的危机，《条例》成效轻微；供应商说商品价格是“行情”，《条例》的出现令他们不敢交换市场资讯，难全面得知市场实况。小型零售商如何面对来自供应商及大型零售商的联手夹击？此乃《竞争法三年》系列专题报道之一

执笠仓老板苏小姐2017年3月出售日本某品牌文具，售价比一般文具店便宜了一块钱，结果代理商直接停止供货，并警告她若不调高售价便不会再供货。是代理商霸道吗？苏小姐说不是，是其他文具店向代理商施加压力，代理商只是“奉命行事”。苏小姐在社交平台公布此事，吸引媒体访问跟进，事件的另外两个持份者──代理商及被指施压的老牌文具店受访时，均否认苏小姐的指控。

我们仍需要揾食，要面对现实……我们没有去到咁尽。

小店受压　为“揾食”低头

有人问，为何不找竞争事务委员会投诉？

苏小姐说，竞委会有邀请他们面谈，整个调查过程大概有三四个月，共见面两次，调查人员向他们索取与供应商的对话录音，但苏小姐拒绝交出，事件最后不了了之。至于原因，苏小姐只淡淡然反问一句：“即使交了录音，对事情会有什么保障呢？”她接着说，“了解过以往案例，觉得《竞争条例》（实施）之后，看不到（对事情）有任何曙光⋯⋯（只好）用消极的态度，在自己（社交）平台发声。我们仍需要揾食，要面对现实……我们没有去到咁尽。”“揾食”便是低头的原因，虽然不愿意，却无可奈何。

那么，供应商又如何看待零售商定价的问题呢？粮油供应商通泰行掌舵人李丰年表示，并不赞同合谋定价。但他承认供应商有时候会向零售商提供一个“建议零售价”，同行之间也会谈及商品在市场上的价钱与受欢迎程度，他视之为“行情”，能更好地了解市场情况，但《条例》却视之为禁忌。《条例》中表明企业间互换机密资料，例如产品的价钱、数量、销售策略等，或者透过交换资料协定相同价钱，均为合谋定价，属反竞争行为。

2013年消费者委员会发表杂货零售市场研究报告，发现有超市利用市场权力（market power）做出“反竞争行为”，例如要求供应商签订“独卖”协议，或向供应商投诉其他零售商以较低价卖货，威胁与供应商终止交易。当时两大超市均极力否认，声称尊重自由市场经济，从未干预过供应商的商业运作。然而，网上超级市场Ztore（士多）老板梁子琦（Jack）表示，大型超市不会宣之于口明确地要供应商不供货予某零售商，而是“exercise（利用）它的market power去影响市场的竞争”。

Jack办士多前，曾担任大型超市的采购人员，了解超市与供应商的关系。“即便是大型供应商也怕得罪超市，为了保持市场占有率，不得不保住与超市的关系。”他解释，一个品牌讲求的是市场流通，超市销售点之多能确保品牌的认受性，让消费者随处购买到其产品，较小型或位置零散的零售商做不了同样的效果。正正因为超市拥有压倒性的市场优势，可向供应商提出不少畸形条款协议，小型供应商根本难以抗衡。

例如，一件货品的建议零售价是100元，供应商供货价是70元，即超市实收三成利润。如果超市发现对面店卖90元，便会向供应商提出：‘我要做到他的价钱，故你要补回利润差价给我’。

超市不寻常条款 碍市场发展

Jack解释，供应商不希望零售商减价，是怕遭超市追讨差价，行内称之为“补scan”。“例如，一件货品的建议零售价是100元，供应商供货价是70元，即超市实收三成利润。如果超市发现对面店卖90元，便会向供应商提出：‘我要做到他的价钱，故你要补回利润差价给我’。”供应商无奈地要硬食，供货价要较以前更便宜，变相是“贴钱”让超市做推广活动。在Jack看来，这些是“魔鬼条款”，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在商业社会中是残酷的现实。Jack唯一希望做到的，是走一条不同于传统大型超市的路──与小型供应商合作，引进更多有特色的货品，以更便宜的价钱出售，这也是成立士多的初衷。

据前超市采购人员向《香港01》提供的一份超市与产品供应商协议，“上架费”只是基本条款，当中还有超市新店舖的赞助费及装修费，也有过百万元的推广活动赞助费。种种奇怪的条款，吓怕了一班小型供应商。久而久之，一些相对“偏门”的商品便进入不了超级市场，变相局限了市民选择。

夹缝求生　出招抗垄断

《条例》出现后，大型供应商及零售商施加的压力仍然是小型零售商的梦魇。货品是他们谋生的资本，一旦失去货源，也就不能生财。小型零售商只能尽量变通，尽量维持狭小的生存空间。

在屋邨扎根的连锁超级市场家兴，老板王重家曾在《条例》实施前接受媒体访问，表示过“赤裸裸减价是不容许的”。谁不容许呢？是来自大超市及供应商联手的压力。要做到价格便宜，不能明刀明枪，唯有用优惠卷暗里减价，才可避免遭供应商借故停止供货。Jack也笑言，士多为了避免直接减价被供应商断货，也用了很多类似的方法，例如买满一定价钱会送赠品，以及以储积分方式变相减价。

因为不想受限，执笠仓和士多均选择“走水货”。正所谓“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苏小姐到日本入货文具，也到韩国引入现时热卖的韩风袜，但潜在风险是货源不稳定。Jack提起近日收到一个樽装水品牌在港代理商的来信，表示其胶樽水若由外国船运入港，会导致品质问题，劝喻他们不要进口水货。他也从欧洲分销商口中得知，香港代理商要求海外分销商不要供货予他们。

无论是苏小姐还是Jack，均提到香港代理商因要保障其他客户利益和品牌形象，故在售价方面有严格限制。售价代表了品牌价值，也代表了香港代理商的辛苦推广，故在代理商的角度，还是希望保持一定的价格，以填补引进货物时所花的宣传成本。

天秤从来不平等。各行各业各有潜规则：零售行业有“暗价”要遵守；装修行业有各自“地盘”──某一两间装修公司垄断整个大型屋邨住户的装修工程⋯⋯等等。在自由市场，看似竞争处处，现实却是规限重重。

从小店的口中，我们听到的是对《竞争条例》的种种质疑。为何一条理应可还原公平竞争的法例，在实行三年以后，仍然让小店们看不见“公平”的彰显？问题出自哪里？继续阅读：【竞争法】倡议到立法历时廿年　条例过时检讨是时候？

上文节录自第144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2月31日）《竞争条例实行三年 自由市场不自由 反竞争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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