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教育．下】有心人搞生死交流团　台湾真的比香港进步？

孤独死是一个很灰的问题，朋友很难明白Shirley的纠结，亦不理解她面对老年、生命走到尽头的烦恼。譬如，当身体退化到无法自行照顾自己时，是否要送自己入老人院？在家中突然受伤、晕倒，可以怎么做？万一脑退化到失去自理能力，是否只能任人摆布？身后事应该托付予什么人处理？为了解开心中困惑，她几年前开始参与不同的义工活动，搜集生死教育资讯，最近更参加台湾生死教育交流团，希望从中可以找到答案。

承接上文：【生死教育．上】照顾患病丈夫上宝贵一课　丧亲者期望认识生死

台湾生死交流团其中一个体验是写遗书、拍遗照、写墓志铭、躺棺材，将临死前要做的事做一次，身边更有小天使陪伴，就像真的要走最后一程。“大家的遗书都是写给家人、子女，我没有参与，因为不知道要写给谁，不知道要读给谁听，也想像不到陪伴在我身边的小天使会是什么人。我常常想，是否有机会写遗书？即使写了，是否有机会让其他人知道？写遗书要有见证人，而且必须是家人，原来你想交予非亲人来处理是很麻烦的事。” Shirley说。

未知生，焉知死。她对死亡有很多疑问，但愈了解，愈无解，“原来死亡有很多谜团，不是瞌埋对眼就一了百了。”她苦笑道。在人口老化问题严重的日本，非官方数字显示每年有近三万人孤独死，65岁以上的独居人士近600万，一些相关行业，如清理遗体、清理家居兴起，政府亦展开多项措施，如让低收入人口生前签订葬礼合同、生前登记墓地等，避免引发争执。目前香港没有相关配套，亦没有机制帮助独身者，要有尊严地走，从来都不易。

“虽然很多事情都没有答案，我不知道想这些会不会太早，但我的想法是，我们去一个长途旅行都会提早三个月至半年买机票、计划行程，为何我们要去一个这么长的旅行，却不做好计划？”

将台湾交流经验带入香港

主办台湾生死交流团的黄民牧师指，许多人对死亡一无所知，家属去世后手足无措，为丧礼争执，甚至误堕殡仪代理陷阱。他从事院牧工作多年，接触许多丧亲家庭，主持的丧礼逾300场，熟悉丧事程序，多年前开始探讨死亡课题，并着手准备生死教育的材料。2008年，他与基督教灵实协会合作，在长者屋苑乐颐居推行生死教育课程。“我们用讲故事、玩游戏、看影片等方法，加上参观活动，如到解剖室认识遗体捐赠计划，参观宁养院认识纾缓治疗，去（东华）义庄看百年棺木，去沙岭、长洲看坟场，了解前人如何看待死亡。”

后来，他与教会、非牟利团体、院舍合作，不断开班教学，几年前一位学员甚至为他在Facebook开设“生死教育”专页，至今已累积三万多粉丝。“在香港搞生死教育的人并不多，大家会互相分享资源，这些事应该由政府主导，但香港政府无法说服我们，它做了多少事，纾缓服务不足、法例推动缓慢、人口不断老化、情绪治疗不足，反而民间做得多，而且愈做愈细致。”台湾生死交流团亦如是，是他四出参考各地经验后策划，至今已经举办四次，每次开办都迅速爆满。参加者有老有少，有社福界前线人员，亦有老师，都希望从中学习及得到启发。

行程六日五夜，包括在新北市的双连安养中心认识安老服务，以及到安宁照顾基金会学习照顾；到花莲慈济医院心莲病房了解安宁服务、大体老师；到苗栗仁德医护管理专科学校看环保葬场，参观金宝山私营墓园、邓丽君墓园（筠园）、疗愈花园等。安老、安宁、葬礼、墓地，循序渐进，从生到死，都有涉猎。“台湾的生死教育比香港进步很多，他们是华人社会第一个推行生死教育的地方，香港也是学习台湾的，我们去参观的时候便发现他们做得比我们优胜。”黄民说。

政策与教育推动进步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主办的2015年“死亡质量指数”调查，台湾在全球80个地区中排第6，远远抛离排第22位的香港，两者差距在哪？“最大原因是政策及教育。”黄民毫不犹豫地说。香港在1982年推行善终服务，即现时的纾缓治疗，台湾在1990年才有安宁服务，但香港目前仅有17间公立医院、3间自负盈亏的医院及善宁会，约40个医生提供纾缓服务，台湾人口比香港多两倍，现时已有70多间医院、约600位医生提供纾缓治疗，接受纾缓治疗服务的人比香港多。

台湾政府不断修例，改善医疗服务及保障病人权益。当我们还在谈论应否就“预设医疗指示”立法时，台湾于2016年已通过《病人自主权利法》，并于今年实施，进一步提升病人的治疗抉择权。台湾早于2000年订立《安宁缓和医疗条例》，末期病人可选择不拖行心肺复苏或急救治疗，2011年修例后，容许末期病人的家属在病人不清醒的情况下签订放弃急救治疗同意书，最新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则将抉择权扩展至不属末期的其他晚期不可逆转疾病，如永久植物人、重度智障等。

另一个推动台湾生死教育进步的原因是教育。台湾大学、彰化师范大学、南华大学等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陆续开设教授生死教育的课程，目前超过三分一的大专院校通识教育中心开办生死学或生死教育课程，部分院校更设学士及硕士学位，学生可全面认识学科。

2000年，台湾教育部更将生命（生死）教育纳入“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纲要”中，老师需要参与研习，并将相关教育融入课堂活动及学科教育中。此后，坊间出版大量生死教育教科书，教育部定期举办各种活动，全面渗透校园。

黄民说：“香港的非牟利机构也举办活动，死亡导赏、展览等，但不足够，要深入人心，必先从教育做起。”教育影响深远，在台湾，即便是殡葬业，亦因为有学院训练，提升了行业专业度。“殡葬从业员需要领取牌照，仁德医护管理专科学校便提供殡仪训练（生命关怀事业科），他们设有死亡体验室，让将来从事相关行业的年轻人躺棺材体验死亡，他日才能更好地服务家属，而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则设有哀伤辅导训练。”。

这也是为什么黄民持之以恒地推动生死教育，“我在香港做了十多年，政府投放的资源令人十分失望，整个配套都出现问题。”他表示，“我人言微薄，不能影响政策，但是，身边参加过这类课程或交流团的学员，起码加深了认识。我很感恩民间有愈来愈多生死教育的交流、分享、体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要灰心，最重要是可以帮助及影响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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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53期《香港01》周报（2019年3月11日）〈未知生，焉知死？生死教育：祝福一路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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