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如何读懂大湾区规划　学者：香港不是全然被动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空间布局等方面都做了全面规划，官方形容这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接受《香港01》专访时直言，《纲要》体现习近平一贯的辩证思维，标志“一国两制”迎来由分立走向综合的新范式。田飞龙相信这愿景可逐步实现，但坦言中短期会有多重阻力。撰文：吴婷

香港01：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你有何解读？

田飞龙：第一，这份《纲要》是习近平对邓小平改革遗产的明确继承和增量发展，回答了海内外关于改革开放与新时代关系的诸多疑问，释放出中国坚定推进改革开放、负责任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积极信号和正当意志。

第二，《纲要》也进一步回应和回答了邓小平所谓“五十年之后不用变”的具体路径和框架问题。“一国两制”实施五十年之后的具体形态，就是大湾区规划的基本目标实现之后的状态，其中港澳尽管保持着自身的社会制度，但也深度融入了大湾区及国家体系之中，从而使得“一国两制”向何处去的解答方向更为明确。对港澳而言，大湾区是一种富有历史和宪制意义的生命扩展。

第三，《纲要》表明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动力是多元的，是南北对进，相互竞争，多点探索，协调发展的。北部有千年大计“雄安新区”，南部有“粤港澳大湾区”，中部有“长江经济带”，以及其他的区域和次区域战略。这些战略共同服务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四，《纲要》明确打通了“一国两制”与“一带一路”，使港澳及“一国两制”有了更为宏大的历史使命，进一步回答了新时代港澳独特优势如何在国家发展发挥作用的重大问题。

第五，《纲要》试图探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样板区，使得大湾区的制度标准、技术标准与人文生活范式成为21世纪以后人类理想生活的来源与参照。这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自身方案与智慧。

香港01：在你看来，这样的“愿景”能在多大程度上最终落实？最大的阻力会是什么？

田飞龙：《纲要》就是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新范式，总体上是从侧重“两制”的改革初期，转型为侧重“一国”的融合发展期，从分立走向综合。这是“一国两制”制度辩证法逻辑的合理展开，习近平只是因势利导，明智地推动了这一转向。

这种“一国两制”内部的重心转移及国家主题的突显，对国家及内地而言是主体性的增强与释放，但对港澳尤其香港而言，则意味着身份与利益的结构性重塑，从背向国家转为面向国家。这一“愿景”从长期来看是可以逐步实现的，但中短期而言会遭遇到多重阻力。

最大的阻力仍然是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规范性差异。这种差异根源于中西方文化的内在差异，比姓“资”姓“社”的经济制度差异更大。香港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短期内不可能习惯及认同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及全球治理的“标准制定权”，也不相信大湾区能够实现对西方优势的真正超越。制度与社会管理上的细节差异及具体体验，更可能加重这种价值观差异。规划对此是有预计的，相当篇幅用于指导大湾区制度与各政策的内在协调性，包括大湾区城市对“香港标准”的合理吸纳与整合。“大湾区人—中国人”会成为“香港人”去殖民化及重塑国民身份与文化自信心的实践通道。

香港01：站在北京的立场来看，一场范式转移正在发生。可对香港来说，融合可能就意味着丧失独立性，《纲要》公布后就有港人直言“香港又一次被规划”。港人的此类担忧如何最大限度化解？香港又如何才能真正地化被动为主动、化区隔为融合？

田飞龙：“被规划”误解了大湾区规划的性质与意义：一方面，在规划制定过程中，香港有充分参与及协商民主，高度尊重及考虑了香港在大湾区中的优势、地位与利益，不是全然的“被动”；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战略，中央具有最终决定权，这是符合国家宪法与《基本法》的。“被规划”的担忧是一种消极应对的心态，甚至是一种自然流露的本土主义立场，固然有其历史渊源与心理习惯，但相对于大湾区给香港带来的诸多机遇而言，无疑是一种偏于落后的理解和态度。

港人的担忧很难短期化解，需要长期、逐步处理，尤其是大湾区规划的“红利”释放应当以公平化和规则化的方式呈现，符合香港的自由竞争价值观及法治理念。大湾区制度存在内部多重冲突和壁垒，需要相应的改进和调整，以适应香港人对公平与法治的规范性诉求。

香港01：对中央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是具有全球治理意义的多元制度整合意义的示范区，它会否成为习近平所提“第五个现代化”的最佳试验田和突破口？

田飞龙：大湾区探索未来生活的完整链条，从“技术”到“制度”再到“价值”。在此意义上，自然呼应了习近平的“第五个现代化”，但更综合，也更深刻。习近平时代的基本气质就是综合，在内部实现对毛泽东革命传统与邓小平改革传统的综合，实现中国治理现代化；在外部则试图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目标，大湾区实验对后者影响极大。但也不可低估制度综合与创制的实际困难，概括而言大致包括：

一，差异性带来的制度壁垒与制度摩擦成本。这是“一国两制”优势下的副产品，如果大湾区建设不重视及时研判和消除这些障碍因素，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大湾区内人员和资源的自由流动及创造性发展。

二，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软文化冲突”。这主要体现在港澳社会的国际化与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与西方价值观较为接近，而内地城市的文化观念与社会管理模式与之仍有较大差异。这种“软文化冲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大湾区内部的融合发展，限制港澳居民尤其是专业精英人士的认同和归属。

三，港澳与内地的“双向开放”难题。既然是一个大湾区，就不能仅仅是内地城市对港澳单向开放和提供更多便利，也需要港澳对内地合理开放，这种双向开放固然由于体量差异而不可能对等，但也需要逐步放宽及可比较。

四，香港社会还存在一定的本土主义与港独威胁，存在这些反对力量背后的国际势力，他们显然会构成大湾区融合发展的阻碍，如何从香港本地法治及国家管治的角度合理管控和遏制这些干扰，确保参与大湾区建设的香港社会是一个宪法与《基本法》秩序巩固的稳定社会，也是对中央和特区的一个挑战。

五， 一定程度和多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需要通过民主协商、制度管控、政策协调等方式予以压制及化解，从而达到湾区产业分工与利益分享的最优化及公平性。

香港01：你曾说过，如果香港的“一次回归”是以接近井水不犯河水方式共存共融的话，“二次回归”就是通过融合发展的方式对国家做出更大贡献。大湾区某种程度上决定着香港“二次回归”，也就是人心回归的成败，同时也是对“一国两制”的重新检视与重大考验。而这样的考验，自然会被面对“两制”方案的台湾看在眼里。在你看来，大湾区对“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有何作用？

田飞龙：大湾区方案直接告诉台湾各界，“一国两制”不是划江（海）而治，不是任何意义的偏安与割据，而是面向一国共同繁荣发展的分享性宪制框架。随着港澳在大湾区发展中收取红利，“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将进一步得到验证，这对处于经济困顿格局的台湾而言，有着重大的刺激和诱导。

但是，台湾能够看明白这一发展趋势的人还不够多，（高雄市长）韩国瑜是一个例外，他大致看到了台湾边缘化的困境及借助“九二共识”寻求两岸宪制突破的长远利好。“韩流”代表了在台湾一侧思考“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较为清醒和理性的力量。

如果说“一国两制”港澳模式及其《基本法》秩序的实验初衷之中，包含着对台湾方案的启发与引导的话，那么今天的大湾区实验作为“一国两制”的升级版，将进一步证明这种对台示范意义的有效性。当然，愿景能否实现，仍然取决于做得好不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香港精英最终心服口服了，我不相信台湾人会不认同。

上文刊载于第15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2月25日）《香港如何读懂大湾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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