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馆】公营博物馆更新缓慢风格保守　脱离政府架构是出路？

政府过往曾多次强调会参考海外知名博物馆做法，每隔15至20年为辖下公营博物馆进行大型翻新工程。尽管香港科学馆自2015年起分阶段修缮馆内常设展厅，但与该馆1991年启用以来已相距长达24年，明显超出当局承诺范围。翻查科学馆帐目，亦不难发现馆方对于更新身恒常展品方面的公帑投入极少，反而大花金钱邀请海外博物馆合办为期短短数月的特备展览，或有失衡之嫌。自2000年代以来，本港不时掀起有关公营博物馆脱离政府体制的讨论，相关建议对于营运上渐见疲态的科学馆而言，又是否一条出路？

【科学馆】常设展厅27年无翻新　藏品残旧犹如踏入时光机

政府在2017年拨出近6.7亿元予康乐文化事务署，作为更新各公营博物馆常设展厅和举办特备展览的承担费用，较2016年多近一成。其中科学馆于该年获得约7,600万元，惟参阅官方资料，当中仅有370万元用作更新或更换该馆的常设展厅展品，占整体费用不足5%，远低于用作举办特备展览的开支。

身兼科学馆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人称“树博士”的香港教育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研究讲座教授詹志勇表示，不时有委员向馆方反映展览内容未能与时并进，多次提议增加资源分配予更新常设展厅内容，惟馆方俱未予理会，“馆方至今未有就此解释，不过据我们猜测，他们可能认为将资源投放在与海外博物馆策划特备展览，较翻新常设展厅更具成本效益。”

近年科学馆积极与故宫博物院、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国际知名博物馆合作，筹划大型特备展览，其中2017年中与大英博物馆合办“永生传说——透视古埃及文明”专题展期间，录得多达85.4万参观人次，不但打破本地同类型展览纪录，更“带挈”科学馆整体观众群大幅增长。然而，有关专题展开放短短四个月，所涉开支却达2,000万元（公帑和赞助款项合计），远远超出该馆全年用作更新常设展厅的开支。

另外，科学馆亦于2017年12月至去年4月期间，与英国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合办“科技前瞻——创新材料石墨烯”专题展，整体开支逾490万元，金额不只远多于更新常设展厅开支，亦远超该馆同期与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邵逸夫奖基金会等本地单位合办的特备展览，或有失衡之嫌。

另一个导致科学馆对更新常设展厅抱持消极态度的原因，与规管宽松有关。本港公营博物馆至今仍受长达廿年未有修订的《公共卫生及市政条例》所规管，条文仅要求博物馆维持日常人手及展品维修支出，却未有规定馆方必须定期检查展品库存及毁损情况，以及进行设施翻新工程，以致展品老化问题愈益恶化。

其实，审计署早于2006年已发表调查报告揭发，在当时全港15所公营博物馆中，多达六成即11所博物馆均未有就展品状况进行周年盘点或突击检查，更没有保留展品检查相关书面记录，审计署批评当局“并无制定全面政策”以维持展品状态。

学者：公务员体制碍营运

自港英政府于150年前建立香港首所博物馆以来，本港公营博物馆均是政府体制一部分，馆长和经理职系人员大多由公务员担任，并须在职员编制、展品采购等层面严格遵循政府规定。一直以来，博物馆展品更新速度缓慢、部门间资源竞争激烈、忽视本地创作及研究成果、策展风格保守等批评声不绝于耳。

专研博物馆学、曾于多所本地公营博物馆从事研究及策展工作的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助理教授黎婉欣形容，将博物馆纳入政府体制一直存在种种问题，例如馆方受制于公务员“论资排辈”的升迁制度，难以直接聘请人才担任馆长等要职，“不论他们经验有多丰富，一旦进入公务员体系，均须从头做起、逐年储年资升职，既令博物馆难以广纳人才，更打击有志者的意志。”

不论他们（人才）经验有多丰富，一旦进入公务员体系，均须从头做起、逐年储年资升职，既令博物馆难以广纳人才，更打击有志者的意志。

公营博物馆招聘程序繁琐，亦是导致馆方难以招揽人才的原因之一。黎婉欣向记者分享自己早年于公营博物馆求职的经历，2010年她于英国牛津大学修毕考古学博士学位课程，随即回港申请历史博物馆的二级助理馆长职位；惟她从小已到海外留学、未有应考高考，因而遭康文署以“学历不符合职位要求”驳回求职申请。

“香港仅有少数大学开办博物馆学课程，学生如果有意从事相关工作，通常是出国留学，却会有‘证书唔齐’、学历不获政府承认的风险。”黎婉欣如是说。她又说，行内亦有很多“红裤子出身”的老前辈，实战经验丰富，但学历未必“标青”，若沿一般途径申请加入公营博物馆团队，也难过政府学历审查一关。

黎婉欣又提到，公营博物馆馆长级人员一般须兼顾研究、策展、市场推广、展品管理等馆务，工作量繁多，容易顾此失彼，“体制内有心人很多，不过碍于职务繁重，他们难以专注做好份内事。”她强调，只要政府愿意“松绑”、容许馆方自由按需要招聘人手或加开协助职位，便能大大改善公营博物馆落后问题。

黎婉欣续说，政府规定公营博物馆职员必须在艺术、历史、科学及保育等四个博物馆范畴轮调，虽然有助职员培养多元能力，但频密“轮更”却导致有关人员难以适应，亦无法使他们累积日后晋升至馆长职位所需的经验、技能和人脉，对博物馆长远发展弊多于利。

设法定管理架构   拖拉多年无果

对于如何改革已呈僵化的公营博物馆制度，本港过往曾有不少讨论。文化委员会早于2003年向政府提交政策报告书，指出各国大型博物馆大多已脱离公务员体系、改由信托委员会独立营运，因而提倡当局设立性质类似的“博物馆管理委员会”（Board of Museums）之类法定机构，逐步加强民间对公营博物馆管理工作的参与，并就各类博物馆角色定位及长远发展路向，合理分配公帑资源。

康文署亦于同年发表《关于香港公共博物馆及香港电影资料馆管治模式的顾问研究》，形容本港公营博物馆由政府全权控制，酿成大量管治问题，包括欠缺让社群和学者代表参与博物馆事务的正式架构，没有专门法例保障博物馆的法律地位等。报告最终建议将公营博物馆交由独立管理委员会营运，从而“与政府架构保持适当距离”。

为跟进有关建议，政府当局在2004年特意成立博物馆委员会，就改善公营博物馆服务献策。该会三年后发表正式报告，重申政府应尽快制订《博物馆法》，清楚载列公营博物馆的定义、职责及使命，同时就设立单一法定博物馆管理委员会提供法律基础，方便博物馆引入民间力量协助管理，以及采取更具弹性的营运及推广策略。

虽然以上四份报告均指出，政府有必要为公营博物馆制订独立法定管理架构，惟时至2010年，时任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以“不宜用单一的模式来管理所有博物馆”、打击员工士气为由，拒绝设立法定博物馆管理委员会和制订《博物馆法》，并决定继续由康文署管理公营博物馆，仅承诺未来会透过增加拨款等方式，寻求在现有框架下改善博物馆营运。

公司化运营是否可行？​

在政府决定沿用现有架构改善公营博物馆服务后，康文署随即为辖下艺术、历史、科学三大范畴的博物馆成立专家顾问委员会，邀请具备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就馆方发展、推广、管理及展品采购等决策提供意见，加强民间参与。​

惟碍于职能所限，博物馆专家顾问委员会仅属咨询性质，并非管理委员会，不具实际权力左右博物馆决策。即使康文署早于2016年宣布成立全新“博物馆咨询委员会”，逐步接替现有博物馆专家顾问委员会职能，但如果性质不变，将难以逆转委员会现时沦为“花瓶”和“等收通知”的被动局面。

智库组织团结香港基金亦于2016年发表题为《释放博物馆潜力 蜕变管治新模式》的研究报告，提倡政府应依循医院管理局、机场管理局及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的“政府资助、自主营运”模式，为公营博物馆成立独立法定机构，既能确保馆方运作免受官僚掣肘，亦能藉诸如《博物馆法》等专门法例，加强对博物馆规管和监督，一举两得。

曾撰文倡议公营博物馆公司化的资深文化工作者黄英琦早前接受《香港01》访问时，直言博物馆目前受制于手续繁复的公帑拨款制度，导致展品更新工作进度屡受拖延，“制度绑手绑脚，资源运用上又有太多局限，令博物馆（营运）未能即时回应时代变迁。”她重申尽快推动博物馆脱离政府体制，才是“改革唯一出路”。

不过，黎婉欣对上述说法有所保留。她指博物馆以提供普及公众教育为宗旨，本身具有一定公益性质，担忧公营博物馆若脱离政府体制、改以公司化形式营运，或导致博物馆经营过程出现异化，“由观众为重渐变成利润为重”，变相损害公众利益，强调当局现阶段应先从加强监管和简化行政程序着手，以期提升博物馆营运效益。

上文节录自第15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2月18日）《27年无翻新　展品残资料旧　科学馆沦“考古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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