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叹友人离逝 感激生命中八位要人 诗人蔡炎培:有诗真好

撰文: 伍丽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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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四时,蔡炎培起床,不慌不忙梳洗后,悠然踏出家门,准备当第一批茶客。他习惯叫一盅咸鱼肉饼饭,吃完回家看报纸,小憩一下,简单煮个午饭,然后到外面走走。这个83岁的老诗人,没法出远门,最快乐的是逢周三、周六的赛马日,拄着拐杖,沿着斜坡踱步至马会看几场马,赢了,风骚好几天;输了,也不过几十元。“到我这种年纪,不会加多什么,也不会减少什么,输赢都欢喜。”他笑说。不见诗人的儒雅气质,人称“蔡爷”的蔡炎培写马经买马仔讲粗口,出过诗集叫《离鸠谱》,港台拍摄的华人作家纪录片《最后的情诗》最近播放,听说他在放映会上伤感落泪,到底他因何触动?

“年纪大了,常常眼湿湿,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倒了杯茶,蔡炎培抽出纸巾,印了印眼角。眼前的他戴着帽子,神采奕奕,一时说着过去的风流韵事,一时感触念起诗来,一字一句倒背如流,记忆从没有褪色。看着前妻与初恋情人在纪录片里娓娓说着当年事,说没有感觉是骗人的。

当年Helen前往日本读书,蔡炎培写下人生第一首诗《弥撒》。(《最后的情诗》剧照)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了,他大概不曾想过,有些人会在失联六十年后才回到相同的轨道上。他常说自己读得书少,能有后来的文学际遇全赖遇上几位女性,“是要人,Helen是我文学生命的第一个要人。”

出生于广州,父亲早早离世,母亲带着他来香港,后来将他送入培正(中学),遇上精通词曲训诂的国学大师罗忼烈,开启其文学生命。那时他与在真光读书的Helen是笔友,两人互通书信,暗生情愫。高三那年,对方决定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蔡劝她不要去,“家里也不让她去,但她绝食抗衡。她很厉害,香港大学给她奖学金,她不去,长春藤名校给她奖学金,她也不去,她偏说要去看看战败的日本是什么样。”他拗不过她,临别时写下人生中第一首诗《弥撒》(1954),那短短的四行字他默念至今:

还下着离离的细雨又是圣嘉勒近夜的晚钟为谁燃点了一根银烛?你轻轻地掩门,走了

Helen终归是走了,他爱上另一个女子Blue Coat,当时他考入台湾中兴大学,临走前将女朋友交托友人照顾。岂料一年后情变,他匆匆回港,却挽不回感情,最后弃学找了一份巴士守闸的工作,做了九个月,遇上许小姐,对方出身名门,劝他回台考取学位。他耍手拧头,不爱读书,也不觉得自己是读书的材料,“佢话我唔谂自己,都要谂吓佢,我即刻投降,我有个学位,她才好向家人交代。”妈妈知道他要回去,大力阻止,没想到儿子竟撕烂回港证,誓言拿不到学位便不回来。哪知世事难料,他回台后收到许小姐的信,说当他是哥哥。他深感无奈,只好继续读书,毕业时身上没有钱,靠参加征文比赛的奖金才得以回来。

人称“蔡爷”的蔡炎培写诗半辈子,至今仍将八个“要人”挂在嘴边,说没有她们便没有今天的文学成就。(高仲明摄)

爱你多于世上任何人

写诗半生,一贫如洗的日子似是寻常,但因为有诗与爱情,他从不觉得苦。回港后他经历人生的低潮期,妈妈患病,身无分文,好友蔡浩泉(亦舒前夫)恰好主编“星期小说文库”,每周出书一本,约四万字,售价四毫,有人将之称为“四毫子小说”。他靠写小说维生,前后以笔名“杜红”写了七本,甚至一度与文友在北角合租小单位作写字间。后来四毫子小说式微,他徬徨不已,幸好上天怜悯,一个星期后浩泉跟他说《明报》请人。

这一做便是28年。他入行时月薪只有280元,要写马经帮补生计,即便如此,他还是不忘风花雪月。“我常说,百步之内,必有芳草。”说的是他与前妻朱珺的浪漫邂逅。

当年他在《中国学生周报》看到一篇名为《废船》的文章,朱珺在结尾处写道:“这船虽废,但置身其上,你还可以听见流水的声音,只要有一滴水,就可以流到中国。”到底还是心系家国,他被那滴流到中国的水感动了,叹道:“蔡炎培的中国就是文化想像中的中国。”他忍不住写信予在台湾师范大学读书的她,直言“我深爱着你的作品,亦深爱着你。”没想到朱珺当时与男朋友吵架了,竟回信给他。

钱锺书曾在作品中提到太太杨绛三位一体,是妻子,是情人,也是朋友,千古文章一线通,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蔡炎培

那天刚发双粮,一众友人聚在一起玩牌九,输光输净,他睡得一塌糊涂,朦胧间妈妈跟他说外面有位小姐来找他,他一听,便知道是朱珺。两人半年后结婚,婚礼极其简单,他买了对35元的钢戒指,连西装都没有穿,除了双方的见证人,便只有浩泉一个观礼人,他至今还记得那一刻,“她真的是我那么多个要人中最美的一个。”

蔡炎培先后为好友蔡浩泉主理的“星期小说文库”写了七部作品,后又在浩泉的引廌下进入《明报》工作。(《最后的情诗》剧照)

回忆难免带有滤镜色彩,事实是两人都是火爆之人,常常吵吵闹闹,圈中人都说他们是欢喜冤家,许多年后两人还是不免离异。纪录片里,朱珺提起蔡炎培便来气,说他不顾家,她生孩子阵痛时还是见不着人。但在蔡炎培看来,一切都是小事,“我要返工,又要写马经,她怎么说,便由她吧。”他还笑嘻嘻地说,虽然大家都很火爆,但每吵一次架,总能写出好诗,夫妻二人更合写了《结发集》(后改名为《上下卷》),而那本让朱珺敬谢不敏的《受伤的妇人》(收录在《小诗三卷》中),出发点也是赞美妻子。他说朱珺是集妻子、情人与朋友于一身的女性,“钱锺书曾在作品中提到太太杨绛三位一体,是妻子,是情人,也是朋友,千古文章一线通,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风流事迹岂止于此,他常将生命中的八位“要人”挂在嘴边,说没有她们,便没有今天的文学成就,女性之于他,是创作的渊源与动力,对每一位,他都不啬赞美。譬如朱珺,即使分开,他仍然亲暱地唤她玺玺,说她在他最落泊的时候下嫁,将最好的留给子女,“我爱她多于世上一切,这句话我只对玺玺说。”今天两人依然有联络,朱珺闲来无事便打电话给他,什么都聊。“我们是貌离神合,始终不离文学的基调,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很文艺。”

活到今天已经很叻仔

文人的浪漫,放诸蔡炎培身上毫无违和,世间的不完美,都很美。前妻的父亲得知女儿瞒着家人结婚后,曾偷偷向相熟的《明报》友人打听,问蔡炎培为人如何,对方答,他没什么,只是穷了一点。蔡炎培知道后哈哈大笑,说确是如此。诗人从没有富裕过,年轻时与母亲窝于140呎的小房子里,结婚后经人介绍才搬到较大的地方,后来幸运申请到居屋,在蓝田一住便是二十多年,成老街坊了。九七回归时,朋友大多移民外地,他独独留下,因为舍不得妈妈。

因为拍摄《最后的情诗》,蔡炎培与好友昆南(中)及王无邪(左)聚首一堂,笑谈往事。(《最后的情诗》剧照)

问他可曾为钱伤过神,他凝重地想了想,说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明报》人工低,但也够。”当年家中添子生活拮据,老板查良镛知道后主动将《金庸作品集》交予他校对,让他赚点外快。1994年《明报》易主,他跟着走,“《新报》挖我过去,《明报》一万多人工,他畀双倍,结果做到1998年。如今仔女长大,我有安乐茶饭食,已经很感恩。”许多事可以一笑置之,但朋友的接济他永不会忘,譬如与他一同写四毫子小说的周石,后来过档《东方日报》,特意找来朱珺帮忙,“她在《东方日报》的人工比我高,那个版面也搞得有声有色,说到底是周石念旧。”

可惜的是好友大都走了,他口中的文圈,早已凋零。朋友之中,他跟浩泉最要好,所以浩泉在2000年离世时,他伤心极了,誓言要戒酒。“我以前饮好多,绵竹大曲、五粮液,最贵是茅台,但我见到浩泉这样,便没有再饮了,好几个朋友都是饮酒死,我是侥幸的一个,现在连啤酒都唔饮。”如今他最大的乐趣是赌吓马仔,“跑马是科学及哲学结合的艺术,要看骑师、马主、场地,下雨我便怕,跑泥地我又怕,听董桥讲锄头脚跑泥地特别快,真的,有些马在泥地跑得快好多,有些是游水马,一下雨便跑得快。跑马是一门综合学问,很有趣味。”说得头头是道,但不见得总会赢,“输极也不过十元,最紧要好玩,写诗跟跑马一样,也是好玩、过瘾。”

他说,活到今天已经很叻仔,尤其2018年悼诗写得特别多。燕妮走了,一首;查生走了,一首;老同学陈炳良走了,又一首。访问当日,恰逢内地诗人孟浪在港离世,“我见过他几次,他的名作是〈行又唔系,企又唔系〉,讲内地知识份子的苦况。唉,真系打到嚟啦。”虽不是虔诚的教徒,但他相信有上帝,有天家,而死亡就是回归天家,重新开始,也呼应了他的诗集《从零到零》的涵意。

蔡炎培写诗又写马,又有人称他为“马经诗人”。他认为跑马是集科学与哲学的学问,与写诗一样,很有趣。(《最后的情诗》剧照)

做好一件事已不简单

蔡炎培的诗总是围绕家国,紧扣生活。早期的《小诗三卷》、《变种的红豆》、《结发集》,收录了不少情诗与生活体会,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蓝田日暖》则是以编年体的方式呈现五十至九十年代的诗作精选。而较为近期的《离鸠谱》、《从零到零》、《偶有佳作》等都是随心之作,带有浓厚的日常气息,写生离死别,写岁月静好。

他本人最为看重的是《中国时间》及《雅歌可能漏掉的一章》。《雅歌》记载了他的生命史,《中国时间》则融入时代背景,写民族历史,写毛泽东、写战争,是其代表作之一。“衡量一个作家的地位,必定要有时代背景,这也是为何我会将白先勇看高一线,因为他的作品有时代背景,你读《骨灰》便知道。《中国时间》亦是将中国近五十年的时代变化还原其应有的面貌。”

他指,做一个诗人很容易,随时可以写到一本似模似样的诗集,但要有艺术成就则很艰难。“作品有没有时代背景因题材而异,写毛泽东,你如何写?如何能把有血有肉的毛泽东写出来?”他捕捉了毛泽东派儿子毛岸英赴韩战,原打算让其接班,却不幸战死沙场,消息传来时,毛泽东刚巧在开政治局会议,休会时落下眼泪的场景。“我始终相信人间有情,但我不相信人性不会变。”他有感而发,提到毛泽东晚年糊涂,“他为了权力争一口气,不想退居二线,不然哪会出现那十年。一个文革,影响深远,人生烂了,没有救了,现在很多问题都源于文革。”

诗人痖弦(图)指蔡炎培擅用方言,他的诗带有香港的乡音,他的愁亦是香港的愁。(《最后的情诗》剧照)

他笔下的历史是一片悲怆,惟他写香港却异常精彩,譬如2017年出版的《偶有佳作》,写执纸皮阿婆过马路的情景,写伞前伞后梦醒的人,简单几句,反映了社会现实。“但现在的香港很敏感,很多东西都不能讲,我也不想理了,不理落花的喧哗。”

“一个人一生可以做好一件事已经不简单。《金庸作品集》是一件,那是我的职业,而写诗是我的事业,写诗是自我生命的完成,二是释放自己,三是见失散的要人。”他风骚地摆动身体,笑得开怀,仿佛要人就在眼前。

《最后的情诗》导演梁健邦追踪蔡炎培数月,印象最深是他很坦白,又很贴地,熟知社会事,“最初跟蔡爷聊天是聊小草,即石棺藏尸案(特赦证人),他说小草跟谁在一起,怎样供出其他人,一路聊一路拆解后生仔的爱情关系。”摄制队要到加拿大拍台湾诗人痖弦与Helen,蔡炎培吵着想去见老朋友,可惜被女儿阻止。“我们2015年相认后互通书信,至今已收到超过300封信,我想去加拿大找他们,但我女儿说,你有什么事,我怎么跟妈妈交代。”

遗憾吗?“至少天地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又再相认。有诗,真好。”诗人悠悠地说。

《最后的情诗》导演梁健邦(右)追踪蔡炎培数月,说他是个老顽童,什么都能聊。(高仲明摄)

上文节录自第144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2月31日)《失散六十载 故人再相认 蔡炎培:有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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