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本港科技发展步伐缓慢　邓兆星：别为用而用

“推动智慧城市，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架构问题。”智慧城市联盟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邓兆星博士说，智慧城市有四个重要的基石：政策、数据、科技及人才。2015年中央政策组（现为“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向策略发展委员会提交智慧城市研究报告；2016年有发展局的《香港2030+：智慧、环保及具抗御力的城市策略》，再到去年创科局的《智慧城市蓝图》。看着眼前这堆文件，邓兆星坦言不怀疑政府的推动决心，可是即使政府看见主导的需要，但在部门层面却难以成事，结果在2016年前突破不多。直至去年，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成立并领导高层次、跨部门的创新及科技督导委员会（“督导委员会”），督导创科及智慧城市项目，目前已召开四次会议，曾讨论开放政府数据、智慧城市进度等议题。邓兆星认为，现在评论督导委员会能力言之尚早，但这反映过去仅凭决策局建设智慧城市能力有限，力度不够便难以做事。

他解释，跨部门合作是必须的，在现行架构中局与局互不统率，部门间也有隔阂，当提及智慧城市，单是拿资料也成问题，例如要到地政署取地形图、到规划署拿规划图，同时还需要政府统计处的人口数据、经济数据等，如果各项资料不能联系，便难以分析，遑论得出建设性的结果及改善建议。

以新加坡为例，当地在2014年成立“智慧国家计划办公室”，惟智慧城市涵盖甚广，涉及多个部门，办公室经多次调整后，终在去年于总理办公室下设立“智慧国及数位政府工作团”，由“智慧国及数位政府办公室”及“政府科技局”组成，前者负责规划新加坡智慧国政策及决定项目的优先顺序，并推动政府内部转型，由财政部、通讯及新闻部及总理办公室等原本负责数码政府及智慧措施相关人员组成；后者由资通讯媒体发展局改组而成，专责执行资通讯科技基础设施的设置及应用。

开放数据是智慧城市的命脉，但香港政策匮乏，推动开放数据慢了几拍。本为城市规划师的邓兆星，在土地利用和地理资讯系统应用两个领域具有丰富经验，他的博士论文便是研究如何结合地理资讯系统进行城市规划。他指出政府数据及资讯理应是免费开放予公众使用的，现实却刚好相反，例如，如果要买下地政署提供的1:1000大比例全港基本地图，动辄十多万元，而政府统计处仅公开数据至“小规划统计区”层次，范围愈大，数据愈笼统便不利分析，“如果没有高质素的数据，根本难以作出明智的决策，改善市民生活”。

他举例，地政总署测绘处推出三维空间数据库迄今，仍未完善，难以用作全面空间分析。这一套涵盖全港的三维模型数码数据，可标示建筑物、基础设施和地形等三种地物的几何形状、外观和位置，但邓形容此模型仍是相当粗疏，有些建筑物只显示大概外形，并没有纹理影像图，看上去白色一片。他慨叹，如果政府能加以善用，为模型勾连环境、交通等数据，甚至与建筑讯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结合，便可借用立体模型显示楼宇温度变化，了解热岛效应、屏风效应等对大厦温度的影响，有助城市设计及规划。

截至今年9月底，“资料一线通”网站载有逾3,200个不同数据集，当中有约2,900个数据集以机读格式发放（包括JSON、XML、CSV等），其余为图像资料。在今年《施政报告》中，政府承诺政府部门须开放数据，在今年底前制订及公布年度开放数据计划。而创科局已在上月要求各政府部门提交清单，列明未来三年分别有什么类型的数据能够开放。邓兆星认为，政府开放的数据已日渐增多，但可订立数据的标准，要与时并进及质量并重，至于何时才完全开放，政府还欠公众一个时间表。

在政府以外，私人机构没有诱因公开数据，也是香港智慧城市发展缓慢的致命伤。由于本地开放数据仍处于基础性阶段，不少私人企业对开放数据有所保留，政府亦未有法规要求对方提供。邓兆星强调，数据早已存在，是否开放仅事在人为，惟公私营协作共享数据仍有待加强：“（政府）可与私人机构订立协议，设立监管制度甚至立法，在城市发展及保护私隐之间尽早取得平衡，（公私机构）总不能继续一刀切以私隐为由拒绝公开。”

至于如何令创新科技如物联网及人工智能普及，和在中小学拥挤的课纲加入STEM（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教育，无疑也是政府当前须面对的挑战，但改善制度框架及执行问题，更是当务之急，前者关乎责任，后者取决于政府文化及心态。邓兆星感叹，即使公务员参与不少培训，在制度的掣肘下，人人也接受惯性，深怕犯错，“传统（方法）也能把工作做好，为什么要试新方法？做快了没人赞我，但做错了却要受罚（承担责任）。”使用新科技必然伴随新风险，如心态不改，香港如何前进？

莫为用科技而用科技

谈起九龙东，邓兆星认为发展方向正确，惟细节仍有改善空间。如回顾规划过程，九龙东是传统工业区，正背负着转型为核心商业区及试验智慧城市的使命，他看见办事处做了不少工作改善城市环境、行人流动、公共空间等的问题，但谈到建设智慧城市，他忠告：“我反对为用科技而用科技，效果只会适得其反。”他举例说，香港私家车数量不断增加，要找泊车位难上加难，现时新加坡公路两旁设有大型电子显示屏，列出附近的停车场的实时空位数目，方便驾车人士决定泊车地点，这才一目了然。单纯追求先进科技并没有意义，一些已成熟的技术早已可便利大众。

邓兆星指出，为改善市民生活而善用科技固然重要，但智慧城市的精要在于，不单是利用各种科技或实体基建，整合城市的组成系统和服务，提升资源运用效率，加强城市管理和服务及改善市民生活质素，还要善用已有及从过程中搜集的新数据，更好地规划城市。他观察到，九龙东的试验主要流于应用，甚少在前期规划过程如基线研究中适时采用科技搜集或分析数据，如今九龙东新旧建筑混杂，人车争路，相当挤迫，如要改变或重新规划旧区，更需以“智慧”找出病因，应对长年痼疾，而非治标式的应用科技，做最表面的工夫，否则智慧城市只会成为空中楼阁。

上文刊载自第135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0月29日）《从“起动九龙东”看三迷思　香港离智慧城市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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