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从“起动九龙东”看三迷思 香港离智慧城市还有多远

撰文: 陈澔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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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居屋须亲笔填表,驾车使用收费隧道时要停车付费,预约政府门诊靠斗快打电话……当外地以科技为主导的智慧设施默默提升生活便利时,上述“手作式”场景仍主导了自诩先进的香港运作。近年政府致力推动建设智慧城市,先以九龙东作为试点;后有整体规划的《智慧城市蓝图》,并在《施政报告》推出新政。香港奋力地挤上通往智慧城市的高速列车,但会否迷失方向也不自知?

“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智慧的政府在做智慧城市。”观塘区议员颜汶羽批评说。访问当天,记者约他到起动九龙东办事处外拍照,顺道了解智慧城市项目的进度,甫见面他便不留情地说出这番话。政府在2015年《施政报告》提出以九龙东为试点,探讨如何发展智慧城市,办事处因应区内不同情况推展八项概念验证测试(表),如“按个人特性及喜好提供的行人导向”、“实时道路工程资讯”等,其中两项已完成测试,在我们眼前的是正在测试的“路旁上落货区监测系统”。

善用科技,还是追求科技?

观塘区交通挤塞问题由来已久,居民怨声载道。当区道路设计源于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由于不少工厦已活化成商厦,道路未能应付与日俱增的流动人口及车辆,导致道路经常出现人车争路情况,政府如何疏导旧区挤拥人潮及车流,成为居民关注焦点,也是智慧城市政策的重中之重。在试验计划中,办事处提出设置“上落货区监测系统”,在灯柱安装摄影机,监察上落货区的使用和空置情况,并分辨不恰当或违例行为如停车等候、放置杂物,期望纾缓道路挤塞问题,日后透过“我的九龙东”(MyKE)应用程式发放上落货区实时空置资讯。

办事处曾派人到观塘区议会解释系统,议员除了关注私隐问题外,还担心此技术或未能有效纾缓区内交通,即使测试成功,仍需相关执法部门配合才能处理道路挤塞;也有人批评当局捉错用神,没有从问题角度出发设计系统,以为单凭利用人工智能便是有“智慧”。颜汶羽对此也有同感:“人车争路是一直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车找不到泊位,变相要在商业区违例泊车,或到处找停车场。”而对货车司机而言,根本问题是在繁忙时段,区内没有足够上落客货位供他们上落货,加上司机不会自掏腰包把车驶入时租停车场,只会停在马路非上落货区上落货。

人车争路是观塘区一直需要面对的问题。(资料图片/吴钟坤摄)

颜汶羽认为,解决问题要对症下药,并非单靠应用程式或监测系统便草草收兵,在区内执法外,利用科技从源头疏导交通,才是智慧城市的普遍经验,例如运输署在主要行车路口增设行车速度屏,司机便可知道每条替代路线的路面状况,以免加剧挤塞。

运输署自2013年于新界往九龙方向的各条主要干道分岔点,如吐露港公路南行近科学园及新田公路南行近锦绣花园装设共五组行车速度屏,用颜色显示有关路线的实时交通状况及估算行车时间,应用此技术有助分流路面交通,减低出现车流樽颈的情况。颜汶羽认为,这类现成科技可以纾缓交通挤塞,而系统是否有效,关键在于能否及时让司机掌握宏观的道路资讯,从而选择替代路线或避免进入已严重挤塞的区域。

运输署自2013年于新界往九龙方向的各条主要干道分岔点安装行车速度屏,用颜色显示有关路线的实时交通状况及估算行车时间。(政府新闻网图片)

为市民服务,还是为服务而服务?

香港青年协会辖下“青年创研库”于今年8月进行《创科生活应用与智慧城市》研究调查,访问520名年龄介乎15至34岁的青年,七成三受访者表示没有听过《香港智慧城市蓝图》,七成四受访者表示从没听过政府已把九龙东定位为智慧城市试点。颜汶羽在2011年当选佐敦谷区议员,他笑言如果自己不是担任区议员,也不会知道九龙东是智慧城市试点。

颜汶羽笑言如果自己不是担任区议员,也不会知道九龙东是智慧城市试点。(欧嘉乐摄)

起动九龙东办事处目前管辖的范围是商贸区而非民居,颜汶羽指出,“居民与商贸区上班族的活动习惯是两种模式,需要完全不一样。上班族在公司上班,楼下塞车与他们无关。没有民居,那如何试验?即使你提出许多科技,市民也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规划署《人口分布推算2014-2024》估计,观塘区在2024年会保持为人口第二多的区议会分区,人口达68.6万,占全港陆上人口8.9%。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政府理应好好利用智慧项目利民,创造公众价值,让他们感受到智慧城市的便利,以提升大众对创科发展的支持。

他批评,“政府只懂说香港将来迈向成功全靠创新科技、研发开支稳步上升、内地科研基金可以过河等等,但市民会觉得遥远‘关我咩事?’”

起动九龙东办事处目前管辖的范围是商贸区而非民居。(资料图片/吴钟坤摄)

Google于本月初发表《智慧数码城市白皮书》,探讨本港市民对智慧城市的认知及科技的应用。调查结果显示,本港只有三成受访市民认为香港是智慧城市,结果差强人意。颜汶羽指出,政府推动智慧城市发展时,对应用的科技特性和目的欠缺认识,只是盲目做试验:“以正在试验的‘智慧垃圾箱系统’为例,它应放在偏远郊区试验,因食环署甚少派人前来收集,怎么会放在每天都巡视的(市区)地方?”

他认为政府应好好反省:当有问题存在,应如何以科技解决问题,而非本末倒置,为测试而测试,“一来这范围(九龙东)没需要,测试不到智慧垃圾箱的效果,二来真正有需要的市民却体会不到科技带来的便利。”他解释,民间有许多可供应用创新科技的空间,但迟迟未能感受到政府推动的智慧设施的帮助,提升生活品质,遑论赢得市民对创新科技的支持。

Google初发表《智慧数码城市白皮书》探讨香港市民对智慧城市的认知及科技的应用。(余俊亮摄)

试点,还是盲点?

2016年12月,起动九龙东办事处推出“MyKE”手机应用程式,涉及导向、自助导赏、活动资讯推广等范畴,推广“智慧城市”措施和“易行九龙东”概念。程式设有“易行”功能,用家可输入目的地,按照需要规划有盖、户外、无障碍等步行或驾驶路线;办事处还与德福商场合作,提供室内外定位导航功能,记者下载应用程式试用,发现地图虽可显示路线,但导航不会随用家实时位置移动而更新,与其他同类应用程式相比较为逊色。颜汶羽指出,应用程式是目标错置的产物:“老观塘人知道捷径在哪里,根本不需要用这个程式,若是久不久才来一次观塘的人,也不会专门下载。”MyKE推出接近两年,截至今年9月底下载量仅约8,000次。

起动九龙东办事处于2016年推出“MyKE”手机应用程式。(资料图片)

除了提供导向,MyKE设有“易泊车”功能,可实时提供区内停车场资讯,如空置车位数目、收费、开放时间、付款方法等等,避免车辆因寻找停车场空位兜圈而导致路面挤塞,可是此功能需停车场自愿提供实时车位资讯,而区内部分旧式停车场没有安装相关点算设备,所以直至今年初“易泊车”只覆盖区内五成半时租车位。颜汶羽批评,以九龙东为试点反而自我设限:“我觉得做创科,不应用试点形式,‘易泊车’意念虽好,问题是市民不会为单一区域下载一个软件,如果我十八区都要去,那岂不是要下载18个应用程式?”他说,应用程式覆盖范围太窄,试点计划反而会破坏市民使用的诱因,“如果政府用问题、而非用区域做单位,直接在先导计划制作一个全港性的应用程式,便可为所有市民解决问题。”

运输署于今年7月推出结合驾驶、步行及乘车资讯“香港出行易”的综合流动应用程式。(资料图片/陈百灏摄)

颜汶羽最不解的,是运输署于今年7月推出“香港出行易”的综合流动应用程式。这个程式结合驾驶、步行及乘车资讯,提供主要道路闭路电视所摄的交通快拍、巴士及电车实时到站资讯,公众可查阅全港约220个停车场的实时泊车空位资讯,也会逐步加入各区的步行路线资料;同月市区重建局推出“荃易泊”手机应用程式,除可实时显示荃湾南区九个停车场的剩余车位数目,更可加入筛选条件,选择不同收费水平和付款方式。不同政府部门与法定机构各自开发部分功能相同的应用程式,突显部门间分工散乱、资源重叠的弊病。颜汶羽质问:“政府在公共事务上推动智慧科技,其他相关部门是否应该要有一定程度的配合?”

颜汶羽认为政府应好好反省应如何以科技解决问题,而非本末倒置为测试而测试。(资料图片/梁鹏威摄)

计划办事处 张冠李戴

归根究柢,九龙东智慧城市项目计划效果欠佳,是办事处成立之初与智慧城市无关。“起动九龙东”这个概念在时任特首曾荫权2011年于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中首度出现。曾荫权提出,由于本港核心商业区已无法满足对写字楼的需求,政府希望从土地规划、城市设计及长远的地区建设着手,将九龙东转型为另一个核心商业区,包括启德发展区、九龙湾商贸区及观塘商贸区。当局去年再将九龙东范围延伸至新蒲岗商贸区,合共占地514公顷。负责督导及促进九龙东转型的重任落在发展局辖下的起动九龙东办事处身上,时任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在2012年6月办事处成立时指出,观塘和九龙湾大部分发展用地为私人拥有,业权分散令在九龙东转型时出现限制,不论在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需要部门间的协调及与市民保持紧密互动,因此办事处会协调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及促进地方营造。

颜汶羽指着眼前的海滨长廊解释,当年海滨长廊及附近范围监管权责复杂,如海事处负责管理观塘避风塘;本有铁丝网围着的海滨道空地由路政署及地政署跟进;落成不久的海滨长廊则由康文署管理。因牵涉多个政府部门,办事处应运而生负责协调各部门。他认为办事处当时也恰如其分,工作符合最初目标。但当九龙东定为智慧城市试点后,办事处便显得力不从心。“推动智慧城市牵涉的部门更多,创科局与发展局、警务处有何关系?起动九龙东办事处专员有何权力(推动他们)?我明白有难处,但政府是需要解决的。”

当九龙东定为智慧城市试点后,起动九龙东办事处协调各政府部门显得力不从心。(欧嘉乐摄)

其中一个政出多门、缺乏协调的例子是警方于今年8月在全港推行为期半年的“科技摄录执法”试验计划,警员会以手提摄录机,在交通黑点摄录违例情况如禁区上落客货、超速驾驶、阻塞交通,再以截停或非截停模式执法:前者指在摄录地点附近安排警员,当有车辆干犯违例事项,会即时截停车辆及票控;后者则由负责摄录的警员回警署后透过个人记录和摄录片段找出违例车辆,再通过运输署系统确定司机后发出告票。警方表示,以摄录科技协助执法,人手调配可更灵活。

颜汶羽批评,警员本身不应提着摄录机,此举仍然浪费人力资源;其次,上述计划与路旁上落货区监测系统及实时道路工程资讯系统有雷同之处,同样也是收集不当及违规问题。“为什么两个部门没有协调?这体现出一个无智慧政府根本是各自为政,当上司叫大家尽量在日常工作应用科技,便各在自己部门范围思考应用方法。”他强调,落实智慧城市是政府的施政重点,如果想加快落实蓝图,应增设一个类似起动九龙东这样拥有协调功能的跨部门办公室,以“问题”为对象在全港测试,因为每个地区的特性不尽相同,以九龙东自我划界俨如故步自封,成为推行智慧城市的盲点。

上文刊载自第135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0月29日)《从“起动九龙东”看三迷思 香港离智慧城市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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