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山精神．六】狮子山下含普世价值 学者吁勿简化精神
下午，吴俊雄在办公室整理书籍，取出，放入，书柜早塞得满满，桌上依然有大堆香港文化书籍未及处理。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经历六七暴动、八九六四、九七回归、百万人上街（抗议23条）、雨伞运动，他是前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亦是文化评论人梁款（他的笔名），是看着《狮子山下》长大的一代人。提到狮子山精神，他笑言：“现实很复杂，通常讲精神就好简化，拿简化的精神加诸在复杂的现实上，必定有很多人说，我的经验不是这样，你玩我啊。”（此为《狮子山精神》专题之六）
回头看，《狮子山下》当年仅是一部反映小市民生活的剧集，却在往后几十年，被升格为一个文化符号，建构成一种精神，甚至被不断转化，对吴俊雄而言，是始料不及的事。他解释，剧集最初的确带有政府宣传意味，常常强调清洁香港、扑灭罪行等，但当时的编剧梁立人却擅于说故事，透过舞台剧式的对白描写、人物设计，引出各种趣味，戏剧往往比政策宣传更具效益和吸引。后来张敏仪接任监制，一改套路，起用一群新浪潮导演，人文关怀行先，呈现小人物有血有肉的一面。她邀请顾家𪸩、黄沾写下《狮子山下》一曲，但播出后回响不大，一来难唱，二来歌曲亦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氛围，“那时大家都唱情歌，你讲‘崎岖’、‘携手’，没有人理。”直至1989年，人们讨论要不要离开，香港还是不是一个好地方，歌曲才有翻生迹象。
狮子山下有历史
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山雨欲来的时代，大家不断拷问身份，“英国人不接受我，中国共产党不知道是什么，那港人最叻是什么？就是曾‘携手踏平崎岖’，真的很啱feel。”歌曲以外，有人开始著书论说，罗启锐曾在报刊写道，岁月偷了很多东西，现在要面临的是被人偷走其身份。大家不约而同总结香港经验，汇丰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推出数个广告，以昔日渔民、农夫的奋斗史总结港人走过的岁月。《狮子山下》在这时代背景下正式变成“港歌”，升上神台。真正将狮子山下的生活经验提升至精神层面，则是时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2002年宣读财政预算案后引用《狮子山下》歌词。
“他后来在港大亦唱了这首歌，我也有看，除了觉得他唱得普普通通，更觉得被骑劫了。1997年的《狮子山下》是悲愤的，我们努力了那么多年，又再次前路茫茫，如果真的瓜老衬的话，要抓着什么呢？一定是罗文的歌声。”吴俊雄不曾怀疑过梁的用意，但对于他唱这首歌来代表香港人，则不太认同。他指，香港得，不是因为死悭死抵、拼搏精神，还有许多其他因素，譬如敢言、尊重多元、关怀弱势，但歌曲都没有提及。“他唱这首歌，只强调拼搏精神，狮子山下的符号本来就有许多面，他只抽取其中一样，并简化地放大。”
细看《狮子山下》剧集，不难发现它题材丰富，关心低下阶层、娼妓、瘾君子、残疾者及少数族裔的生存状态，又讨论应否废除死刑、一夫多妻制、美的准则是什么及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等。这更像是普世价值，要发达就一齐发，唔发达也不是世界的尽头，“如果由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没有一集会跟你说只要拼搏就会发达。”但他在2002年这么一唱，拼搏便被简化成面对金融风暴、负资产的唯一精神。“有趣之处在于，它不完全是假的，几百万人有过这种经验，当然有些是曾经努力但发展麻麻的，发达过后破产的，亦不在少数，但为政者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号召，便将之变成当时社会的论述。”
他多次强调简化这个词语，梁对歌曲的诠释是简化，大家习惯将狮子山下联想成横头磡经验是另一种简化。所谓横头磡经验，是昔日住在横头磡徙置区的大多是低下阶层及难民，他们后来上楼，子女纷纷读大学，与此同时香港经济起飞，是难民变奇迹的故事。
“如果细味歌词，会发现歌曲隐含了沾叔的身世及香港历史。沾叔在2002年的电台访问提到，当时被张敏仪追到瘦，只好将自己从大陆来到香港，目睹的社会现况写下来。1949年后，中国人因为政权变更而涌入香港，他们来到香港的头20年，仍被卷入左右派对垒等政治纷争中，慢慢地大家觉得不能再斗下去，变成“携手踏平崎岖”，不要让已经杀了无数人的国共内战、颜色纷争再纠缠大家的生命，不如放眼香港。这首歌配上《狮子山下》剧集，不是讲发达，反而很人文，甚至与政府的议题毫无关系。如果将歌曲隐含的历史前身，加上剧集本身很阔的人文关怀，其承载的精神远多于之后大家所演绎的版本。狮子山精神既不是横头磡的生活，亦不是梁锦松的挣扎求存，而是1949至1979年的多元经验。”
吴俊雄说，官方常常将狮子山精神挂在嘴边，却没有认认真真地去探究香港经验，只放大“就手”的一面，而新一代亦只是以讹传讹地以为狮子山精神是拼搏向上流，觉得难听过粗口，对歌曲或对剧集都不公道。那应该如何理解“狮子山精神”？狮子山精神等同香港精神吗？他笑了笑，说：“香港精神从来都没有方向，讲得唔好听，精神这种东西都是吹出来的，你问我家中精神是什么？父母、仔女都有一套。精神从来都是建构出来的，有趣的是它既真且夸大。”以“邓寇克精神”为例，邓寇克是二战其中一场战役，英法盟军被德国攻打后撤至邓寇克，为免被德国围剿，决定撤退后再密谋反攻。后来有人将盟军的失败经验转化成忍一时赢一世、只要团结终可反攻希特拉的“ 邓寇克精神”。
以前社会穷，有人白手兴家，这是最重要的精神；但当社会变得富庶，那不是有没有饭开的问题，而是为何有人可以食那么多，有人却连饭都冇得食，是不均、公义问题。
梁锦松唱完《狮子山下》后，2003年社会陷入23条立法的阴霾，2004年有近300位来自不同专业界别的学者精英在报章联署《香港核心价值宣言》，在风雨欲来之时，挽救港人信心危机。“大家列出许多内容，如自由、法治、人权及社会关怀等，这份宣言比梁锦松唱的歌丰富许多，涵盖不同阶层、不同年龄层经历过的事，哪些好哪些不好，也说出道理来。以前社会穷，有人白手兴家，这是最重要的精神；但当社会变得富庶，那不是有没有饭开的问题，而是为何有人可以食那么多，有人却连饭都冇得食，是不均、公义问题。拼搏与公义可以并存，如果关心社会的话，更应时时提醒自己，这才是我们的核心精神。”至2014年出现占中，有人将“我要真普选”的直幡挂上狮子山，狮子山精神似乎多了民主追求这一元素。
拒神化单一精神
再用挨唔挨得、够唔够拼搏来衡量新一代人，似乎不合时宜。“成不成功需要有制度配合，七十年代中期ICAC（廉政公署）出现，意思是以前就算超挨得，也不会有饭食，因为社会太不公义，警察一来便将他的饭攞走。拼搏本身无罪，制度本身是否容许多劳多得，大家是否拿到应得的东西？这一代人，其实不需要将拼搏攞走，反而应将注意力放在制度如何卡住人去拼搏上。你叫我去工厦，但原来工厦是违法的，你是在玩我吗？我已经很拼搏地在工厦夹band，你却叫人来工厦拉我，系想点？”
吴俊雄解释以前港英政府决意改善政策，是因为贪污严重，如今政府面对的不是制度的生死存亡问题，而是行政体制行先行后的问题。“讲真普选，最高权力不肯放行，讲工厦政策，这是大制度里一千项政策的其中一项，担心放行了这项，那余下的九百多项会怎样，团体又会有什么意见，便拖着不处理。”他续说：“政府的大议程是大湾区、高铁、港珠澳（大桥），为政者可能觉得融合便是民生，搞两栋工厦减两间㓥房，不是它首要做的事。”
他说，狮子山精神是一个可以搓圆㩒扁的标签，可以不断扩展，也可以让它慢慢淡出，总好过不断在单一的精神上自我神化。“如果不是用一个精神作为代表的话，我觉得是值得提的。香港现在有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并不是平均分布，往往是那些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最深受其害，你向这群人讲一个这么简化的故事，必然让人生气。你不要那么不尊重它，那是一代人的香港经验。”
狮子山精神到底代表什么？今时今日又应如何理解？看看他们如何说：
【狮子山精神．一】《狮子山下》没有精神 监制：这只是愚民政策【狮子山精神．二】受占中影响 《狮子山下》剧集呈现代际矛盾【狮子山精神．三】60后冯庆强：狮子山是一个吹大咗的香港传奇【狮子山精神．四】80后编导挨得辛苦 上唔到楼因为唔够拼搏？【狮子山精神．五】拒绝单一价值 伞后青年：为何不能打横流？
上文节录自第133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0月15日）《叩问狮子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