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林郑回归施政公义 周永新：必须站在有住屋需要的市民那一边
“我唯一要劝告他（黄远辉）的是……”——土地大辩论曲终人未散，有声音担心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主席黄远辉或会变成“翻版周永新”，连周永新也寄语，“希望他有心理准备，以我当时的经验，事后很多官员都怕了和我接触。”尽管如此，抛开与特首林郑月娥的“恩恩怨怨”，周永新仍冀她在开发土地时回归施政公义，保障市民的基本居住权，真真正正与普罗大众同行。
“她（林郑月娥）选完特首之后，就没再找过我了。其实我都预咗。”年逾70的香港“社福界教父”、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呷了口茶，耸了耸肩。凑巧的是，他身穿“被林郑同行”时的同款外套。
时光倒流至去年特首选举倒数第三天，候选人林郑月娥在竞选专页发布“周永新教授和林太与香港人同行”短片，引起社福界哗然——自1980年代起出任各项公职、于2013年受政府委托研究全民退保的周永新，两年后发表与政府意见相违的免经济审查方案，结果屡遭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狠批，相识逾20年的两人自此不相往来，周更遭政府冷待。
正当外界以为周永新在选战关键时刻“转軚”撑林郑时，他向传媒澄清指，林郑透过中间人邀请他一起去深水埗探访贫困长者，他认为可借此表达社福意见便答应了，会面期间也知悉有人拍摄，但他强调“我不支持她……成件事我系被动……佢话我同佢‘同行’，呢啲字眼系佢讲。”
寄语黄远辉 勿揣摩政府目的
一如周永新所料，事后他再次被“用完即弃”。难怪在土地大辩论咨询期间，不少人担心黄远辉或步周永新后尘，即当小组意见不合当局心水时，就会被弃如敝屣。对此，“过来人”周永新看得淡然，只奉劝黄远辉无论如何都要诚实反映市民意见，“千万不要迁就、揣摩、评估政府想要或者不想要什么结果。”
然而，经历一次次与林郑交手的希望与失望循环，周永新却始终相信林太是有心人，惟现阶段仍未展现出其施政决心。他曾言对梁振英政府“死心”，却在林郑月娥上任前夕，出版《创建公平和关爱社会——香港民生政策的得与失》一书，描绘对民生政策的憧憬，期望新政府可以创建他所向往的社会。
要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礼记》中《礼运大同篇》形容的“大同世界”，渴望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人互助友爱、家家安居乐业……这说来似乎有点痴人说梦，但周永新从不曾放弃。他早在1994年出版《社会工作学新论》时，就以《礼运大同篇》为封面，当时更用毛笔书写该篇章，贴在正对办公桌的墙上，一贴就贴了20多年，一擡头准能看见——“......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港人功利 鲜见集体争权益
“在大同社会里，人民看重‘大家’的事，但现在大家只顾着自己的利益。”周永新说，香港从殖民时期开始，从未达致或接近他所向往的“大同”，因为信奉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当每个人都寻求自己最大利益时，社会才会繁荣昌盛，“尽管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变了样，当大家看不到前景的时候，自保心态尤其强烈、只注重短期利益。譬如1960、1970年代，所谓的‘狮子山精神’，其实是为‘家庭’而非为‘社会’拼搏，再如1980、1990年代，朋友相聚，第一句话就是，‘喂，搞掂未呀？储够钱未呀？去边度移民呀？’”
中大学者关信基及刘兆佳，曾于1980年代末版《香港华人之气质》（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形容当时以移民为主体的香港人，有着一种“功利家庭主义（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鲜少透过公民组织或集体行动向政府争取权益。
“香港人如是，殖民官员如是，很功利短视的！可是，大家都只争自己利益，社会就会大乱。”周永新提起《孟子》中《孟子见梁惠王》的经典对话——惠王问：“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您不辞劳苦远从千里之外来，是否有什么办法使我国得利呢？）”孟子答：“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大王为什么一定要谈利呢？我知道的只是仁义而已......长上属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便危险了。）”
管治僵化 难回应时代变化
当社会乱了，官员就是时候做嘢了。“很多政策都不是透过长远规划而来，不是政府真的很有vision、想要打造怎样的城市，而是社会乱到不可管治，政府不得不处理。”周永新慨叹，麦理浩年代的“反贪污运动”及“十年建屋计划”如是，卫奕信时代的“玫瑰园计划”亦如是，“回归以后，有什么民生政策是值得让我们骄傲的？是政府为改善市民生活而有所作为的？”
“世界变了，时代变了，但政府那种不思进取的管治思维，却从未改变。”周永新指了指书柜上一幅国父孙文的书法复制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他说，政府的政策不可能一成不变，一定要以民心为依归、要顺应时代潮流；他又问，林郑能否摆脱这样的不思进取思维呢？她经常挂在嘴边的“同行”，到底是和什么人“同行”？是中联办还是地产商？
林郑月娥候任特首付间，接受其母校港大社会科学院前院长卜约翰（John Burns）的访问时，提到1970年代就学时期不时参加社会运动，例如改善油麻地避风塘艇户的恶劣居住环境、支持已故前立法局议员杜叶锡恩为小贩争取权益的工作；她又自言有“非常强的正义感，想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
然而，对于今时今日贵为一区之首的林郑月娥而言，她所向往建立的“更公正的社会”，似乎走了形，变了样，愈来愈无公义可言。以土地房屋问题为例，她对30万轮候公屋家庭视而不见、对连升28个月的楼价指数置之不理、让瓜分土地利益的商界予取予携、对主导土地发展的权贵束手无策！
“她不是放弃了以前着重基层福利的观念，而是还没改变政务官的执政思维，认定以往的做法‘行之有效’、公屋只提供给最不能够自己解决房屋问题的人、要以置业主导房屋政策、要和商界保持partnership的关系。”在周永新看来，林郑并非不能为，而是未有意识要作为，“毕竟那些思维很难打破，导致‘土地发展’成了一个很大的紧箍咒，紧紧地箍着林郑。”
在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的确“无什么松箍儿咒”，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林郑月娥作茧自缚的土地紧箍咒，却是“解铃还须系铃人”。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钟剑华去年曾撰《施政公义，社会公义，与香港政府的施政困局》一文，指出现实处境的种种不公，更容易令市民警觉是政治制度不公，不时会就分配过程的公允提出质疑，继而导致政府施政举步维艰。
超越固我 消弭社会矛盾
换言之，政府在追寻社会发展的同时，绝对也不能脱离公义和慈惠。正如自由经济理论鼻祖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不但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提出政府应顺应“无形之手”，还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阐述了正义、仁爱、克己及互济等社会道德规范。
“行公义”也是周永新给林郑月娥开发土地时的解难良方，即要放下己见和私利，做到公平和合理。
他早年曾在《信报》专栏撰写《珍惜社会公义》一文，谈到“社会公义”可以平衡人与人的矛盾、解决群体的冲突，以确保社会稳定；他又指出，“社会公义”所要考虑的，并非个人利益，也非单独一方喜好，而是由整体角度出发，有时需要妥协，有时需要额外伸援，使社会不至于“上下交征利”。
正如哲学家罗尔斯（John Rowls）所言，人生来不平等，有聪明、有愚笨、有漂亮、有丑陋，我们无法改变这些事实，但可以改变人们怎样对待这些事实——是锦上添花、火上浇油、还是对苦难者伸出援手？周永新说，所谓“一视同仁”的准则绝不足够，因为有些人需要额外帮助，才可改变原本就是不平等的事实。
“我希望林郑明白，土地在香港，虽然被很多人视为增加财富的工具，但在政府眼中，其价值应该在于为市民解决住屋需求、令他们成家立室、养儿育女。这是政府的责任，这样做才叫‘行公义’，不要经常想着如何增值。”周永新接着说，“我也希望林郑明白，住屋是每一个市民的需要，但置业却不是每一个市民的意愿，请她视乎实际情况调整，不要盲目推高置业率。”他笑言，林郑入读港大社会科学系时，他正好任职中大，“没有机会教她。”
上文刊登于第132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0月8日）《冀林郑走出“行之有效”迷思 周永新：全民安居才是施政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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