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共外交思维 巨额金援并非“打肿脸充胖子”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上周一和周二举行，许多外国媒体质疑非洲国家势将因中国大举投资而跌入“债务陷阱”，而北京对有关国家高达60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及贷款，也令内地网民怨声沸腾，批评此举过度照顾友邦，牺牲自家同胞利益。为何北京甘于、敢于下如此大手笔？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须从根本上理解中共的外交思维。
上周二（9月4日）论坛闭幕当日，与会各国通过《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对以透过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框架解决国际政经分歧表达支持，并且赞同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建设。宣言同时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唯有携手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
而在上周一（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题为《共同迈向富裕之路》的演说，阐述中国加强对非洲关系的新主张，提出在原有“十大合作计划”基础上，未来三年和今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八大行动”，包括实施产业促进行动、支援中国企业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扩大进口非洲商品特别是非资源类产品、为非洲提供多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和研修培训名额、鼓励中国人到非洲旅游，以及提供无偿军事援助等，务求进一步推动中非合作。
不附加条件的“豪爽清单”
习近平演讲期间还提出“五不”原则，包括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
然而，在这场中国本年最大规模的主场外交活动上，最受争议的不是上述政策或立场宣示，而是有点儿令人侧目的“豪爽清单”。当习近平宣布额外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约4,100亿元人民币）援助，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重债穷国、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8年底到期未偿还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后，内地网络世界即时怨声四起，“打肿脸充胖子”、“哪来的钱”、“忍不住想骂”之类的言论充斥微博，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更撰写文章，质疑金钱援助和免债牵涉国家开支，必须获人大批准，否则便属违宪。
对于这种批评，已有专家澄清有关款项来自外汇储备，而非财政预算，本就无法用在国内，也毋须人大批准。然而，纵然合乎宪法，依旧没能解开人们的疑问：为何当局宁愿向友邦“派钱”，也不愿意把款项用在国内建设？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须摸清中共的外交思维。
金援背后有长远政经考量
对于外交工作，北京一贯处理方式是在政治、经济等层面作出长期打算，并非着眼于一时回报，中非合作的情况就更是如此。
在政治层面，非洲面积大于中国、美国和欧盟总和，人口多达12亿，毫无疑问是全球治理的关键一环。众所周知，中国已定下必须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目标，自然无法忽视非洲的存在。
事实上，中非有着久远的政治纽带，几乎每个年长中国人都知道，“亚非拉兄弟”把中国擡进联合国的故事：1971年，联合国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进行表决时，在111个参与表决的国家当中，41个位于非洲，其中26个投下赞成票，展示其独特的国际影响力。在中苏分裂、中美尚未正式建交的当时，非洲国家的支持自然无比重要。到了中国锐意参与全球治理的今日，非洲的重要性自然有增无减。
另一方面，与中华民族复兴紧密相连的“中国梦”近年屡屡受到西方国家质疑，认为这实质上反映中国有意取代西方秩序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透过支援目前仍然相对贫困、历史背景与自己相似的非洲，让后者切切实实感受到好处，藉非洲人之口讲“中国故事”，相信比中国人自己讲“中国梦”来得更有说服力，更能有效证明中国是和平崛起。
从经济层面来看，加强中非合作对中国也有莫大益处。大部分非洲国家发展状况良好，在过去十几年间，当地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5%，其中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的年均增幅更保持在7%以上，昔日非常落后的非洲大陆，早已不是吴下阿蒙。加大对非洲的投资，令非洲各国发展与中国经济相匹配的产业，从长远考虑构建“相生相存”的共生关系，不但是“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落实，亦可确保中非关系有更为坚固的基石。
更重要的是，目前养活12亿人的非洲，2050年前后人口总数可能增至26亿。人口红利、庞大市场、天然资源丰富，以及仍处于工业化初段等事实，令这个潜力无限的大陆广受外界看好，这些特点恰恰能与拥有资本、产能和技术的中国进行互补。目前，中国正透过“一带一路”建设带动非洲经济发展，位处东非的亚吉铁路和蒙内铁路，便是当中表表者。展望未来，类似的合作项目还陆续有来。
假若仅着眼于短期利益，是难以了解中国政府当下的外交宏观布局，更遑论意识到中国与非洲国家进一步发展关系，最终会为中非人民带来无穷益处，那些反对“派钱”的中国网民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意识到这点。值得留意的是，北京在看到民情反弹后仍坚持金援及免债，可见它未受到短期和浮动的民意牵制。归根究柢，从政者必须为人民做对他们好的事，纵使他们一时三刻未必理解。
先订目标再落实 展现诚意
为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可谓一种着眼长期收益的亲善政策，有助北京扩大并巩固“朋友圈”。一直以来，西方国家受自身价值观影响，为非洲提供援助时，首先会巨细无遗地附加改善人权、促进民主、改善劳工权益等条件，受助国亦必须公开预算、接受议会和媒体监督，否则援助便会终止。
中国却没有类似要求。与西方“先确立问题，然后再摸索一个个具体解决方案”的手法不同，中共一向“先确认宏观目标（譬如发展中非合作关系），再分步骤具体落实”。在一党执政的制度下，中国政府可以保证“发展中非”关系的大方向数十年不变，但在非洲国家相对欠缺资金，因而起步较难的情况下，如何确保对方的政策稳定持久？中国提供600亿美元援助和免债，便是要展示诚意，确保合作顺利，踏上深化合作的第一步。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寿慧生曾形容，西方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使非洲国家沦为援助对象，而非发展主体，长远而言对当地未必有利。这样看来，不带条件的中国援助模式反而有可取之处。南非总统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便若有所指地表示：“与其站在世界某处一个高高的屋顶上批评别人，应该让相关国家自行决定如何参与资金支持项目。”
当然，北京展示诚意、与非洲深交的方法不只这些：自1991起，中国外长每年首访目的地必定是非洲国家，这个传统一直保持至今；习近平2013年当选国家主席以来，更在短短五年间三度出访非洲，异常频密。
至于今次中非合作论坛，中国对来宾亦是毫不怠慢。8月30日至9月3日间，习近平亲自接待了20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部分非洲国家领袖见完习近平后，还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等中共高层会晤。在9月3日宴会上，中共政治局七大常委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一起出席，这种规格和去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时看齐。
北京在进行对非外交时，所采用的其实是亲善手法。无论是金援和免债，或者是以有别于西方模式的方法提供援助，说到底都是服膺于一个原则——长期打算，而这个原则不会因一时一事，包括民情抵触和西方质疑而转变。
上文节录自第128期《香港01》周报（2018年9月10日）《解读中共外交思维 巨额金援并非“打肿脸充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