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合作论坛召开 西媒质疑声再起 非洲终需走自己路
中非合作论坛今明两日（3、4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今日在中非企业家大会发表演讲时，强调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参与“一带一路”计划，以符合国情、互利共嬴的方式作高质量发展，推动非洲工业化及现代化。他更严正指出，中国对非投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亦不干涉内政，只以中非共同繁荣为要务。这种投资合作模式，与西方传统做法回异。到底哪一条路才是非洲发展的正途？
今日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却发表文章质疑中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说法。文章引述埃塞俄比亚的一名政府高层部长级官员奥古比（ Arkebe Oqubay），他表示中国加大投资的同时，并没有以投资作胁迫，要求埃塞俄比亚作政治交换。奥古比说：“中国资金最吸引人的其中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他们不干预本地政治。”话虽如此，CNN对此并不信服，反而引述丹麦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巴地（Luke Patey）作出反驳，他引用斯里兰卡因无力还债，将国内一码头租予中国99年的例子，指中国在外投资，其实是别有政治企图。
近年中非经贸发展迅速，中国已成为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非投资项目急增，一直以20%以上的速度增加，且多涉及天然资源勘探开采或大型基建，惹来“新殖民主义”的批评。虽然同时，亦有人指中非合作其实只是有异于传统西方模式而已。到底谁是谁非？哪一条路才是非洲国家的出路？
中国：“互利投资”先于“单向援助”
中非关系愈趋紧密，进展急速。根据顾问公司麦肯锡（McKinsey）的研究，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由2004年10亿美元，至2016年达490亿，年增长达40%；其对非贷款在2012至2015年亦大增三倍，而在非洲各国与外国合作的基建项目上，中国更独占一半市场。
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以“互利投资”为先，“单向援助”为次，多为基建项目提供融资、建造及技术支援。例如全长约750公里的“亚吉铁路”连接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以及邻国吉布堤的港口，就是由中国公司融资、兴建及负责初期营运。铁路令位处内陆的埃塞俄比亚运输成本减轻不少，有助其制造业出口的发展，而其预期经济效益，则可用以偿还中国贷款。
另外，中国亦从非洲进口大量天然资源，并投资勘探开采。根据2016年数据，中国由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的原材料，就超过其进口总量六成，由安哥拉的石油到莫桑比克的木材等都有。在2004年至2014年中国对原材料需求大增的周期，中非贸易总额就增长了20倍。
然而，中国的“互利投资”策略，却惹来“新殖民主义”的批判。批评者认为，中国之所以愿意冒险对还款能力低的国家提供巨额基建融资，其动机是想迫使其中一些国家在无力还款的情况下，以其天然资源、国际政治影响力或军事据点去抵消对华负债，而过程中对一般平民毫无受益。
“安哥拉模式”是论者最常引述的例子。中国自2004年就开始向安哥拉提供以石油为抵押的贷款，而且中国每次贷款都似乎有为其企业带来一些当地资源的开采权。批评者就以此认定中国是存心使非洲国家负债累累，最后被迫以天然资源等利益抵偿，而中国则不断出口基建或工业制品到非洲国家，形成类似传统殖民主义的资源掠夺状况。
批评者亦指中国融资的基建工程多由中国公司负责，甚少雇用当地人。而中国投资亦不太考虑当地政治体制，批评者认为此举只会助长腐败官员中饱私囊，对当地人民毫无助益。
西方：长年“单向援助”无果
“新殖民主义”的批评，乍听之下不无道理。然而，奇怪的是，在中非关系急速紧密推进的本世纪前十年，国际舆论对非洲经济状况却是大大改观：在2000年，《经济学人》曾以《绝望大陆》（The hopeless continent）为题形容非洲；到2011年，同一本杂志却转而以《非洲崛起》（Africa Rising）为专题。可是，非洲各国在20世纪中期去殖民化之后，就开始受西方援助，却一直没有此等大变，其因何在？
根据1970年至2000年的数据，国外援助占非洲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大约5%，升至约15%，而其经济增长亦在1980年代中期几乎完全停滞。由此可见，在西方国家长年“单向援助”下，非洲国家的经济不但没有改善，还开始依赖援助。“单向援助”的问题，在于西方国家习惯不求实质回报，只求其援助金额达到联合国0.7%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目光甚为短浅。而且，不少援助都只集中在西方关注的议题上，例如爱滋病、气候变化等；虽然有关援助能于短期内改善状况，却非长远让受助国家自力更生之策。
更严重的问题是，西方援助政出多门，在协调及规划上都有重大问题。首先，援助计划规模愈拆愈小，从2000年平均约500万美元，跌至2013年的约200万美元。援助规模减少，造成计划难以协调，例如某机构专门资助爱滋病医治，到当地村落时，才发觉当地最缺乏的是基础医疗。援助计划严重分裂，单是莫桑比克一国的外国官方医疗援助机构就多达27个。分裂更造成官僚架构的重叠，单是在德国，就有至少10万人以管理对外援助为业。
转向“互利”策略 中西方殊途同归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近年西方国家开始理解到传统“单向援助”模式有所不足，虽然是出于善心，却难以达致预期效果。因此，无论在私人领域或国家层面，西方世界近来与非洲各国合作时都有不少改革动向。
在私人领域中，如微软创办人盖茨（Bill Gates）就积极在非洲推动有长期策划及针对性的援助方案，其中一个项目，就是资助对非洲传染病疫苗的研发，以及帮助当地政府建立疫苗管制的标准。
在国家层面，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在2005年就开始推动“贸易援助”（Aid for Trade）的项目，主张投资或援助计划必须有针对性，并放弃传统的单向资金援助，要引入私人企业参与，本着“互利”精神，发展受助国家的基建、产能、贸易制度及法规，最终使有关国家能在国际多边贸易框架下获利，从而自立发展。“贸易援助”的2017年度总览，就将重点放在受助国的数码连结发展，希望为其企业创造商机，以及减省贸易成本。2017年各项受“贸易援助”认证的投放资金总值就接近400亿美元。“贸易援助”与中国在非投资的模式，在其长期规划及互利性质方面，极其相似。虽然双方的历史缘由各异，但也可说是殊途同归。
非洲：没有新殖民的“第三条路”
至于对中国的“新殖民主义”批评，实在以偏概全：批评者只着眼于中国国企在非洲大型基建及天然资源的投资，却忽略了绝大部分涉及华资的对非投资都在私人企业手上。
根据麦肯锡2017年的在地调查，中国在非私企数量超过10,000间，而且占投资总比例极高，例如埃塞俄比亚90%的中国投资也来自私人企业，而即使在盛产石油的安哥拉，中国国营企业投资只占总额的25%。企业的投资亦不限于基建或原材料开发，其中31%及25%的企业就分别经营制造业及服务业。
诚然，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的确大量集中于天然资源及大型基建，但此举正符合当地国家的利益。非洲国家的相对竞争优势，在于其天然及人力资源；所欠缺的则是开发勘探天然资源、将人力投放在产业发展上的技术和资金，以及“将货物运出去”的基础运输建设。目前中国有足够的技术和资金，而在贯穿各种地貌的运输建设上，更是经验丰富。双方合作之下，中国可出售其技术，开拓投资渠道，输出多余产能，并获得所需的天然资源，而非洲国家则可以靠着中国资金搞建设，有效利用自身在天然及人力资源上的竞争优势，使整体经济有望向上层发展。这种合作，正好体现渐成主流的“互利投资”模式。
而“中国投资没有惠及当地人民”之批评更是不看数据的传说。麦肯锡公司就列明，在非洲的中国企业中，有89%的雇员是当地人，而管理层中当地人亦占44%。另外，有64%的中国企业亦有为其雇员提供技术培训。详尽的在地研究，当然比“新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式批评更为可信。
当然，在外国投资及援助下，部分非洲国家仍未能在经济上有所突破。长期依靠石油出口，却面对石油产能下降、外债高企的安哥拉便是一例。然而，成功例子也不少：缺乏天然资源、人口超过1亿的埃塞俄比亚，近20年致力发展制造业，利用其劳力成本低的优势，配合低税政策，吸引不少来自中国、印度的纺织企业到当地设厂，在本世纪其经济年增长一直维持在双位数字，更被誉为“非洲的中国”。
外国的投资、援助，无论形式若何，都并非万灵药，没有一条早已建成的大道让非洲各国走向繁荣。要在经济上有所突破，非洲各国还须按自己国家的不同形势，走出自己的“第三条路”。
上文节录自第127期《香港01》周报（2018年9月3日）文章《中非合作论坛召开 西媒质疑声再起 非洲终需走自己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