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法国电影《逆青春》以青春涂鸦 逆青春猎鲨
在杜鲁福（François Truffaut）的新浪潮经典《四百击》（The 400 Blows）结尾，少年茫然对着大海，海涛声滚滚而来，正如他要面对成长的焦虑、家庭的问题、生存的目标、社会的变化，时刻在冲击他的心灵。来到艾利耶（Hélier Cisterne）导演的《逆青春》（Vandal），虽然两部作品相隔了50年，主角同样是十四五岁的少年，青春之路却仿佛变得更为困难，更为茫然。
这是艾利耶的首部剧情长片，选择青年成长题材，无疑是受到《四百击》的影响，欲追随前辈的步伐（杜鲁福当时28岁，艾利耶32岁），呈现这一代的外在困境和内心世界。不过，《四百击》与《逆青春》只是题材相近，内容却大异，单看两位主角的名字，已能见出不同︰前者安坦（Antoine），后者谢里夫（Chérif），一个拉丁语源，一个来自阿拉伯；前者与家人住于巴黎，读文法中学，后者因母亲无力管束，迫令他到史特拉斯堡的舅舅家寄宿，读职业学校学建筑。安坦虽然叛逆，却与犯罪份子没有来往；谢里夫则始终位于社会边缘，是偷窃惯犯，后来更结识到一群爱好街头涂鸦的少年，从此拿着喷漆，每夜犯禁，表达自己的愤懑。
《四百击》与《逆青春》的不同不仅如此。杜鲁福带着摄影机与安坦走到街头，半自传的故事使他总是带着同情的视角，童真的心灵看到的是成年人遗失了的新奇和喜悦；艾利耶钻到深宵的暗角，窥见的尽是更灰惨的世界。当安坦在街头游荡时偶然发现母亲闹婚外情，谢里夫一开始就父母离异，母亲无力照顾他，生父新妻则身怀六甲，不能与他同住。更甚者，谢里夫生父是阿拉伯裔基层工人，只能带儿子入行做水泥活，身边工人虽多是同乡，然而，谢里夫自小只说法语，阿拉伯语仅勉强听得懂，对穆斯林文化也毫无感觉。他虽住在历史名城，却只曾在起重吊臂上短暂览赏过全城的美丽，没有余暇像普通人般游逛，而他在学校又被白人同学排挤欺凌，这般飘浮无根、两边不是人的处境，实比安坦艰难得多。
这是杜鲁福少有拍过的边缘世界。事实上，法国影坛也是到近年才多了注视这群常受忽略的青年。上年5月，《香港01》曾与法国文化协会合办《足梦少年》（Comme un lion）放映会，电影讲的就是一塞内加尔少年被“卖猪仔”到法国，以为有机会去大球会试脚，岂料被骗财又无法归家，流落到汽车工业城市蒙贝利亚（Montbéliard）当黑工，幸获得球会赏识的故事—可是，现实并没有多少这样的“足梦”，影片反映的其实是足球大国底层的黑暗。荣获康城影展最佳电影金棕榈奖的《流离者之歌》（Dheepan）则讲述曾为泰米尔之虎士兵的斯里兰卡男子与不相识的妇人假结婚，到巴黎寻求政治难民身份的悲歌，电影的主角虽然不是青少年，但是他们所住的是龙蛇混杂黑帮盘据之地，当地青年常与毒品、械斗、窃案为伍，死亡如影伴随；谢里夫如流离于此，很可能会成为一份子吧。
不过，以上说的主要是这些影片中的家庭关系、社会背景、种族议题，艾利耶并非只欲为可怜少年控诉，一味呼喊或揭隐，他的电影笔触，有三分像比利时的戴丹兄弟（Jean-Pierre Dardenne and Luc Dardenne），朴素而生活化，既聚焦于社会议题，也借此刻划人物的心理状态。其实，《四百击》的结尾根本可视为《逆青春》的开头︰安坦因窃取打字机，最后被抓去教导所；谢里夫一开始因偷“揸大胆车”被捕，警察与家人协议后将他送（或逐？）去远方。安坦在终幕时逃了出来，如果穿越时空来到今天，会否成为另一个谢里夫呢？
若说不会，除了社会背景不同，大概是因为性格差异吧。安坦毕竟没有谢里夫骨子里的愤怒，也未如他成熟。安坦即使在生活上有无穷烦恼，他还能从巴尔札克的文学世界中得到一点安慰；谢里夫却像戴丹兄弟的《单车男孩》（The Kid with a Bike），比较冲动、躁进，不擅表达自己，他不爱阅读，小时候喜欢玩魔术和听音乐，现在都已厌弃，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写了大半篇，还没怎么提到涂鸦—这其实正是此片有趣之处，虽以主角加入涂鸦党、追踪谜样涂鸦天才为故事骨干，然而，谢里夫对涂鸦有多少热诚、他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才华（如有，又到了什么水平）？却似不是导演最关注的。也许谢里夫为恋上边缘少女而生的烦恼，比起涂鸦对他更重要；也许涂鸦之于谢里夫和踏单车之于“单车男孩”一样，是荒闷生活的救命稻草，不愿放手而已。
因此，这绝不是《轻狂岁月》（Basquiat）那样的故事，电影完结后，谢里夫的发展大抵不会像传奇黑人涂鸦艺术家巴斯基亚（Jean-Michel Basquiat），将来能被像安迪华荷等高人发掘，独当一面，甚至能为自己的身份、族群发声。艾利耶眼中的涂鸦少年，是注定永远不为主流接受的，既要躲藏、逃避警方追捕，也要像黑帮般霸占墙壁地盘，为此，他们可能会坐牢，甚至招致暴力与死亡；他们没有英国街头艺术家班克斯（Banksy）冲击社会固有价值的艺术自觉，只有一腔愤怒—谢里夫所属的涂鸦党名为“ORK”，意为“杀人鲸”，他们在墙上涂的往往是“ATTACK”一类口号，有嗜血、叛逆、成群结队破坏的意味。
当然，谢里夫的躁进不是崇尚暴力，不像皮亚拉（Maurice Pialat）名作《赤裸童年》（L'Enfance nue）的男孩，只能以拳头与破坏行为（vandalism）表现其“无因的反叛”。也许今天社会政经的牢笼更压迫、更封闭，青年们连反抗也不如昔日义无反顾︰谢里夫等曾说，自己涂鸦犯禁不是要成为“超级英雄”，在外人看来只是如狗只般留下小便记号而已。如果谢里夫真的听女朋友的话读了名诗《猎鲨记》，是否能得到心灵的慰藉？可惜纯真的童年一去不返，难如谢里夫小时候爱听以清洁工喻流水的童歌歌词，垃圾也可获重生︰“好好看那扫地的人/流水，他以热情扫去的，走过的，带来的，都是夜里的梦”。成年人要记得不要成为无情的流水，扫走年轻人的梦啊。
陈广隆（Horace Chan）中学教师、影评人、香港粤语片研究会成员
上文刊载自第119期《香港01》周报（2018年7月9日）《以青春涂鸦 逆青春猎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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