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郑上任一年】黄伟豪：香港缺改革 林郑如“市长”
每年7月1日，是检视特首成绩表的日子。林郑月娥去年当选香港第五届行政长官。她声称政府需有“管治新思维”及“理财新哲学”，在政治、民生、经济等议题上要积极作为、大胆拆墙松绑。一年过去，她的竞选承诺兑现了多少？香港在她管治下，是否极泰来，还是再失去另一个五年？
林郑月娥参选时曾说，上任将会解决领展、港铁票价及取消强积金对冲“三座大山”，但说易行难，当中只有取消强积金对冲有具体时间表和初步构思，领展和港铁票价未有眉目，“我们看不到任何改善，小商户依旧被（领展）加租而经营无望，港铁问题不断。这些并非自愿投入（资源）便可解决的问题。当你聚焦民生，但其实民生也有制度问题互相阻碍，但你看到林郑没解决。”黄伟豪慨叹，纵使增加投放资源是领袖恰当的做法，但制度性的民生问题，例如的士牌昂贵却比比皆是，政府至今仍束手无策，政策方向欠改革突破。
回归21年前夕的最后一个工作天，林郑月娥联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与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就房屋政策举行记者会，公布包含三大项目的“六招”新房策，当中包括资助出售房屋定价与市值脱钩、征收一手楼空置税等。除了房屋这深层次问题外，政府亦在5月提出引入的士司机违例记分制度，为改善早为人诟病的的士服务创造讨论空间。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黄伟豪接受《香港01》访问时笑言，不排除上述动作是林郑因临近七一赶“交功课”才推出。他认为，特首清楚知道这些问题困扰港人，但碍于她并非改革型领袖，因此在制度上很难见到突破，“她有作出改变，但只限累进式，对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的帮助不是太大。”
谈起公务员与政治领袖的区别，曾为政务官开班授课的黄伟豪分析，传统英国殖民地公务员的强项是恪守本分、维持稳定，他们“绝对不擅于创新”，而他们的弱项却偏偏却是香港要正视处理的问题，若要转变，就必须从管治模式与风格着手。
“其实政府要照照镜子，现在阻碍香港发展的，正是自己的制度及思维。”黄伟豪说。早于特首选举，林郑月娥已表明施政集中于民生议题，专注香港的内部管理，对香港的政治及政制发展作冷处理，而她过去一年确实对政治发展鲜有提及。“中央看到在政治上最容易失分，最容易得罪香港人，因此我们不再讲普选特首，不讲政制改革，将施政转向内部管理”，黄伟豪形容，香港缺乏改革，只重视收紧权力与政治控制，犹如进行“城市化管理”，而林郑月娥只是“市长”。
黄伟豪身兼中大公共政策研究所副主任，不时在报章撰文针贬时弊，他形容香港拥有“城邦”（city-state）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在“一国两制”下同时享有涉及“国家”层面的权利、义务和制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港府有责任在不同政策范畴，如房屋、教育、交通和医疗等，为市民提供高水平服务。他指出，港府在过去一年，务实地使用资源纾缓社会矛盾，争取市民支持，以及透过行政层面的改革来提升管治水平，而当政改大门暂已关上，今届政府更急切及必须提升解决政策难题的表现，以维持认受性。
遥不可及的社会改革
在黄伟豪眼中，林郑月娥是缺乏高度民意授权的领袖，这不仅体现于她从小圈子选举中产生，也因其民望在竞选期间，逊于另一参选人、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而且她当选后，也找不到重量级人士加入问责团队。他指出，今届政府本属“弱势政府”，连有关觅地的政策讨论及责任也要外判，便是政治能量不足的有力写照。
他同时补充，香港社会目前的局面，并非单靠政府一己之力便可解决。他观察到“后雨伞时代”的民间社会日渐凋零。他说：“即使林郑主动想为社会大众利益做事，但还有多少普罗大众支持她？当民间社会变得零碎，一方面她或有动摇某些既得利益者的想法，另一方面她未必能获很大支持。我相信市民也想有改变，但他们能否成为一股推动改革的民间力量？会否有大规模的集会？这些在现今香港是很难想像的。”
对香港改革的前景，黄伟豪显得较悲观。他解释，中央担心香港乱，因此港府保障拥护中央的既得利益者，“追求香港政治稳定是中央的想法，但现在我们为了政治和经济稳定而去讨好既得利益者，令经济发展及政治转型停滞不前，许多年轻人发展、就业、创业的机会变少，这是我们付出的代价。”
其实政府要照照镜子，现在阻碍香港发展的，正是自己的制度及思维。
近十年来，批评香港“食老本”、将被其他地区取代的声音不绝于耳，可惜公务员长于谨守岗位、甚少主动提出改革，遑论是在公务员体系打滚了几十年的问责官员，这种惰性成为拖慢香港转型发展的元凶。
“政府如何带领香港发展经济及创新产业，这是许多人的疑问。因为传统公务员只懂得花钱，但花钱不等同有创新，推动创科却只叫学生读STEM（即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另外，如何将大学的知识引出来加以发展？”黄伟豪指，官僚的一贯缺点是只有方向没有手段，他认为要解决现今困局，除了由倡议者积极带起讨论鞭策政府，以及香港社会及教育制度不能再抱残守缺外，凡事保守、讲求控制的公务员思维障碍也要打破。
林郑于《施政报告》中提出成立公务员学院，更到新加坡取经，但至今仍只闻楼梯响。黄伟豪说：“民间教育的改变是最重要的，但我们也要教育官僚（改变），起码他们不会成为阻力，例如他们不要流于执行，只会问你有没有拎牌、申请等等。而公务员学院的好处在于，让他们明白世界有不同做法及理论，至少（培养）他们开放的心态。”
无人可“赖” 反成潜在危机
公务员易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和创新力不足等积习，虽然不是林郑一人的责任，但她过去一年的施政，仍反映出普遍见于技术官僚的效率导向及因循守旧特质。黄伟豪指出，香港现在需要的是果敢的改革者，不是缺乏眼界的官僚。有公务员背景，不等于不能摒弃公务员的僵化思维，否则日子久了，香港的困境只会愈加严重。
更甚的是，议会虽已尽在建制派控制之内，理应可配合港府施政，可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黄伟豪解释，过往立法会内的建制派主要用来制衡泛民，现在泛民已变散沙，加上人数居劣势，让政府及建制派控制议会的能力愈来愈强。但这反而是林郑月娥的最大危机。
他分析，政府过去采取敌我心态，将推行政策失败的责任，推卸予反对派或街头抗争者，但自不少反对派议员被褫夺议席，建制派乘机修改议事规则杜绝“拉布”后，林郑月娥施政失效便再难诿过于人，“政府以往可以抵赖，泛民令议案不能通过。今天的尴尬位在于，现在无人阻碍你，但官僚未必有能力带领香港向良好方向发展，不懂如何处理，也没有能力去做。那么其实是谁阻住香港发展？”
犹记得去年“七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回归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寄语的殷切厚望与期许，强调新一届政府责任重大、要积极作为，不断提高政府管治水平，也要开辟香港经济发展新天地，并着力解决市民关注的经济民生方面的突出问题。“香港还有什么可以做？一是‘做大个饼’，一是‘重新分配个饼’。”黄伟豪坦言，后者很困难，前者却可透过发展不同产业，提供发展空间。当年轻人怨气沸腾，协助他们解决问题便成了政府的当务之急，政府除了需要拥有施行新政的想像力和能量外，也要诚实面对自己的不足，否则社会停滞不前，大家都输。
上文节录自第118期《香港01》周报（2018年7月3日）《 林郑月娥上任一周年 —管治新风下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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