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逝世】香港文人印记　刘以鬯与百年香港文学

6月8日前辈刘以鬯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所有香港文人都上贴悼念。他的身影是很多香港文人的印记，早年西西、也斯、董桥；他主编《香港文学》时最能容纳实验性强的作品，1980、90年代的本土作家，大多得此栽培，而最值得所有香港人骄傲的，是他坚持香港有文学，从不屈从时代，坚持文学要有创新和艺术价值。撰文：吴美筠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已经不存在了。

承继上海新感觉小说

他祖籍浙江镇海，出生于十里洋场的上海，文学养分来自他修读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当年张爱玲也曾在此求学，却因不适应很快便辍学了。刘完成学业后曾到重庆编报，1945年始担任上海《和平日报》总编辑，其间创办怀正文化社，出版戴望舒、施蛰存、李辉英等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可见来港前早已确定他现代派的取向，承继华洋杂处、文化荟萃的海派作风，更有论者认为他早期小说有新感觉派的影子。1948年来港时根本不属于当时茅盾等南来左翼作家那一路。他带着父亲的遗产，开办出版社，因亏蚀结业，乃重投入报业，并以写稿维生。1952至1957年，辗转在新加坡及吉隆坡两地担任报刊编辑。从中我们了解到，刘氏对当时南洋华文报业及文学的影响。文学纪录片《刘以鬯：1918》就把这段经历重现眼前，尤其重登当日与刘太罗佩云窄道相逢的楼梯，与电影《花样年华》中梁朝伟和张曼玉狭路相遇又是另一道风情。

游刃于严肃与流行之间

他笔下的《酒徒》双重人格，一边是颓废酗酒的愤青，另一边似是刘理想自我的身影：“我尝试用接近感觉派的手法写一个白俄女人在霞飞路边作求生的挣扎，我尝试现代人的感受写隋炀帝的荒谬……但是今天，我竟放弃了这些年的努力，跟别人背后，大写其飞剑绝招了。”我担任香港艺术发展局委员及文学组主席时，刘以鬯获颁香港艺术终身成就奖，表扬他的文学成就，同时也表扬他创作与众不同的严肃文学。所谓严肃，其实是把文学的艺术价值和非功利的本质认真看待，坚持对抗以商业、消费市场主导的阅读风气。他本人一生正正游刃于两者之间，最终以严肃态度看待文学而成大家。

刘以鬯一生坚持和信任香港文学，因为他相信在香港有与众不同、不随波逐流站在时代和世界尖端的文学作品， 并足足有一个世纪，正如他在生的寿数那样长。

在一次访问中，刘以鬯忆述拍《花样年华》时，剧组曾安排他去看排戏，他本人认为梁朝伟对自己认识不深，饰演“刘以鬯”会很有问题，更幽默地对记者说：“他们想我去看情况，其实是想让梁朝伟看看他饰演的刘以鬯本人是怎样的。”

花样年华的身影

王家卫藉刘这人物的原型，经过艺术加工，梁朝伟所饰演卖文求生的报馆编辑，是浪漫化了的刘以鬯。事实上，1950、60年代的报馆没有冷气，处理编务的人多穿背心短裤，哪会西装笔挺？记得那年饭局，大伙儿开红酒喜庆，他滴酒不沾，自称一生不好酒。有人问，没有醉过怎写酒徒醉倒的意识流动？90多岁的刘以鬯，平时耳力不灵，忽然眉一扬，机灵回答：“用想像嘛，难道写杀人凶手就要杀过人吗?”文学促发想像，具再生力和多面性，即或梁朝伟不似刘以鬯本人，意象转换，影像移植，人物重构，难免超出作者本人想像。因为，“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

1993年6月4日，岭南学院（现岭南大学）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广邀20多位香港作家分享创作经验，我担任座谈会讲者及主席。席间女作家夏婕提到美国人认定香港没有文学。刘先生当场炸开了锅，本来15分钟的发言讲题是《个人创作生涯的回顾与前瞻》，他索性转话题，开列具体举证，香港不但有文学，更对中国文学发展贡献深远：

一、他确定香港在中国文学现代主义起源的位置：台湾《笔汇》1960年2月28日革新号转载及临摹香港1956年的《文艺新潮》；台湾出版《现代小说论》，收集刘公在《香港时报．浅水湾》所编关于意识流、现代主义等理论文章。证明现代主义首始于香港，再传入台湾，然后大陆。

二、香港力补新文学研究的断层：当大陆除了鲁迅作品外接触不到其他五四文学，台湾也禁售五四新文学时，香港保留及研究新文学，取得不错的成绩。

三、香港作家“既可继承五四传统，又能辨认西方文学的新趋向，将两者融化汇合，从而产生一种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文学─香港文学。几十年来，香港作家也写出了一些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在场的我听得入神，幸好没忘记递纸条提醒他只有两分钟时限。以为他改谈个人创作生涯，谁知再提出十多个“如果香港没有文学的话，怎会……”的诘问来：

“如果香港没有文学的话，台湾《文讯》怎会有《香港文学专辑》？”

“如果香港没有文学的话，《译丛》怎会推出《The First Anthology of Hong Kong Writing》？”

“如果香港没有文学的话，大陆怎会有《台港文学选刊》？暨南大学怎会成立台港文学研究室……”

当时，《艺术政策检讨报告》刚出炉，批评政府忽视文学艺术，对文学的资助偏低得不成比例，导致一般香港人以为香港没有文学。刘力排众议。谁知15年后，受艺发局资助，在香港大学举办的唯一一次的香港文学研讨会上，刘以90高龄扬起一叠厚厚的手稿，剪剪贴贴，补注眉批，在人人用电脑和手机的年代，说收集经年，证明香港文学成就的材料不胜枚举。我坐在他身旁，看他仍动着真气呢！

香港文学百年孤寂

在刘以鬯编选《香港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中，他亲撰的序言如数家珍地展现香港文学具体存在了100年的事实——50年代：“流行小说十分流行……有些作家虽然处在逆流中，依旧写了具有认识价值与艺术感染力的严肃作品”；70年代：“经济起飞，文学商业化的情况十分严重，出版商为了争取经济效益，习惯用市场价值作为衡量优劣的标准。不过，情况虽恶劣，肯咬紧牙关在逆境中奔跑的文学工作者仍在继续努力”……90年代：“严肃文学的活动空间显已扩大。可是，文学商品化的倾向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尤其90年代，由于大多数读者的接受水准愈来愈低，使大部分小说作者在市场的竞争下，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大量生产没有艺术价值的流行小说”。

1901至2000年百年间，香港文学对抗市场导向的恶劣环境，逆市开花，竟不被香港人所认知！这百年孤寂，不正正像刘公1957年决意定居香港时所写的《天堂与地狱》那样，欲望横流、价值失衡而轻忽文学的都市吗？

刘以鬯一生坚持和信任香港文学，因为他相信香港有与众不同、不随波逐流、站在时代和世界尖端的文学作品，并足足有一个世纪，正如他在生的寿数那样长。

吴美筠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创会董事香港文学评论学会主席著作《独眼读看—剧场、舞影、文学跨世纪》

上文节录自第116期《香港01》周报（2018年6月19日）《香港文人印记　刘以鬯与百年香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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