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系青年】无人生目标、弃参与集会　社会如何使人“成佛”？

“佛系”一词源于日本，“佛系男子”意指看淡一切、有自己的兴趣与节奏、不热中拍拖的男性。本港亦卷起一阵“佛系”风潮，网上出现一大堆“佛系”贴图，例如“佛系打工仔”就是“不辞职，不转工，缘分到了，自然会发达”，另有“佛系考生”、“佛系瘦身”等，均用上同一句式。

“佛系”众生相：见步行步、等候缘份

寻找“佛系青年”时，发现每个人心目中亦有一位人选。记者心中亦有一位，他大学毕业后任职社区中心，负责简单文书，自称是一名“冗员”，上班只是“扮工（作）”，下班回家雕刻才是他正业，去年他辞职申请到澳大利亚工作假期一年，现正于欧洲流浪，暂未有归期，但他心目中的“佛系”人选却是因电视访问而成名的“毒男阿源”。

一名哲学系毕业生当上调酒师，没有明确人生方向，搬出来住，生活见步行步，后来三餐不继，经朋友介绍转做文职，但她本人却不觉得自己“佛”。以住热衷讨论时政的香港大学毕业生，眼见雨伞运动、2016年农历新年旺角骚乱的下场，纵使仍有看新闻，也鲜会与其他人讨论，更没有再参与集会，等待“缘份到了，香港会有民主”。

中文系毕业生陈一鸣离开校园后，自觉对“所谓社会觉得正常的工种”没太大兴趣，一年后去了书店做店员，起薪1.1万元。后来因对烹饪有兴趣，去了做厨房工，再转职做餐厅经理，自觉收入较同龄人逊色，“好少大学生会做饮食业，身边亦无朋友做”。

他的兴趣只是看书和写作，但因为长工时，加上自觉没天分，近日放弃写作，现为求生活稳定，留意各种政府工。他认为：“社会风气很单一，大众心目中的正当职业只有几个范畴，例如大家爱宠物，但宠物美容、驯狗师、宠物店员等职位，社会对他们又不太推崇。”他不喜欢“佛系青年”这词，因为不希望青年被人标签。

参加冥想营　学放下执念

另一位别人眼中的“佛系青年”阿Ling却没有太抗拒，反而笑言自己确实“有几分佛味”。25岁的她是理工大学中英双语学系毕业，想从事电影或小说翻译，但苦无门路，后来在金融公司从事行政工作，月入1.5万元，做了一年多后，至今年4月底“裸辞”。

辞职后她并非一味“宅”在家，她报考了英文试，又参加了十天的冥想营。在营中，她每天清晨4时起床，梳洗后就打坐、听佛经，晚上9时冲凉睡觉。每天打坐的12小时，脑海中浮现出很多对过去的不快与执着，她学习逐一将之放下，“人生每分钟都在变，留不住美好，苦痛亦留不住，人的痛苦来自不愿意let go（放下）”。阿Ling出营后身心轻了一截，就去了沙巴学潜水，之后开始兼职售楼。

“我不想做行政工作，我最近思考究竟我是谁？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横掂是做‘咸鱼’，有想过不如去外国做条‘咸鱼’，但我相信终有一天，‘咸鱼’亦可以翻生。”阿Ling口中提到“咸鱼”，应该是因为周星驰电影《少林足球》的经典对白“做人无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吁老师勿打沉学生

但阿Ling并非从小就是“咸鱼”。她初中时梦想做作家，补习老师却说做作家要有足够阅历，间接叫她放弃；她选科时想拣数理科目，老师却说“你成绩不算好，你拣数理只会垫底，拣文科吧”，但她明明对精神科学很感兴趣。她觉得社会气氛是“念不上大学就是输家”，而大家只能一味逐步朝大学校门走去，她最希望老师能够改变价值观，并且不要再打沉学生的梦想。

政府近年推崇生涯规划帮助学生，阿Ling并不相信会有成效，又指那些规划无非亦是来自父母的期望，而她的父母皆属渔民，从小对她的期望只是“有份稳定工作、结婚、生仔”。

钱方面，我问题不大，因为与父母同住，不用交租，反而是前途方面，找不到目标，所以很困扰。因为有目标的话，挨饭盒亦开心，而我的情况好像患了抑郁症，想救自己，但不知如何救起。

阿Ling觉得压力太大，想过移民，但父母却想女儿伴在身旁。她老是为自己没什么技能而不快，后来，或许在冥想营中悟出另一想法，她了解自己最重要的资产是健康的身体及脑袋，她可以学习，努力提升自己，世界不再是灰色，所以她说一切“Go with the flow（顺其自然）”。听她一席话，确实有几分佛味，却不是等“缘份到了”旳那种佛。

产业单一加剧青年贫穷

听到青年趋向“佛系”，一直关注青少年行为与精神健康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系主任倪锡钦认为并非好事。他认为，“佛系青年”对工作条件、收入、前景等心有不满，却没技能改变现况，“改变不了环境，唯有改变心态”，贴上“佛系”标签只是表象，实质隐藏自己处境不及别人的自卑，以及对前景没盼望的心理。

从失业率、竞争力、本地生产总值增长判断，香港模式似乎很成功，但本地青年却不如北欧国家青年开心。倪锡钦指本港属“快餐店运作”模式，产业太过单一化，但劳动市场内具吸引力的职位不多，大学毕业生竞争激烈，起薪点往往仅万余元，较高阶的产业只有地产、金融或专业职系。

倪锡钦解释，高学历贫穷源自后工业化社会走向服务经济，偏重科技及金融业，当中行政人员愈见高薪，基层员工愈被压价，而且后工业化的一大工作特质是不稳定，企业着重最大化公司回报，因此出现件工制、外判制、合约制等，预期高学历贫穷数字将持续上升，这些情况于欧美等地均有出现。

但西方国家市民可用选票迫使政府正视青年问题，倪锡钦则认为，本港政府只担心青年对社会不满影响到社会安定性，尝试让青年透过自荐计划参加各个委员会，但面对市场时，仍维持“小政府”状态，所以他相信在处理青年穷贫问题上，“政府可以做的动作很细，可改变的幅度有限”。

欠7万学债　大学毕业堕贫穷线

民间青年政策倡议平台成员何诗慧却指出，社会仍然有既定价值观认为青年要大学毕业才有前途，令青年陷入困境。她接触有市场学副学士生升读自资大学课程修读市场学，毕业后已欠下7万元学债，摊分十多年偿还，该学生毕业后揾工两个月，终找到一份中国投资公司文书工作，月入1.2万元，但该毕业生母亲没工作，父亲不定期当技工，参考三人家庭的贫穷线是家庭月入15,000元，该毕业生成为贫穷线下的贫穷青年。

何诗慧形容，该毕业生现时23岁，对将来没有打算，亦没想过如何可以脱贫，虽然不太喜欢现时的工作，但因为要应付生活开支及家庭压力，所以亦要继续做下去，“唯有闲时买平机票去旅行出走散心”。

自制“小确幸”寻满足感

何诗慧认为，很多青年读副学士后希望转入大学，其后出现学债问题，即使成功考入大学，毕业后往往有还债压力，甚至落入高学历贫穷。她指出，本港长年倚重四大支柱行业，一旦青年并非投身这四大行业，得到的资源亦较少，所以不少青年索性转而投考公务员及纪律部队，或者考取保安员牌照、保险从业员牌照等容易得到的专业资格，以应付生活开支。

除了就业方面，何诗慧指青年在政治方面亦未满意。她指出，现时青年因为在公共领域上无法改善现况，对改善现况充满无力感及挫败感，所以趋向私人领域寻求满足感，例如打机、旅行、寻找美食，甚至跑步、郊游，自制“小确幸”，尝试为自己找个出口。

青年理应是充满朝气的年纪，但由于大学学历贬值、高供养比率、没有人生目标等，令青年因为无助被迫变得淡泊。“佛系”背后，可是个岌岌可危的社会状况。

上文节录自第115期《香港01》周报（2018年6月11日）《从废青、隐青到佛青　社会如何使青年“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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