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大开放】人民币国际化成重点 香港如何避免被边缘化
在今年1月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说：“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要隆重地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方法就是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
三个月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并提出四个方面的开放举措，承诺再次扩大改革开放。如果说朱镕基时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改革开放翻开新一页，标志第一次改革开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那习近平的博鳌承诺便是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的讯号。特别是新任央行行长易纲随即宣布的金融开放时间表和路线图，力度空前，金融业势成新一轮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环节。曾经，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之初，香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金融桥头堡。这一次，香港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找到怎样的定位？这会是香港经济再次起飞的东风吗？
市场准入、投资环境、智慧财产权保护和扩大进口，是习近平扩大开放的四大承诺，紧接着公布的12项金融开放细节，尺度之大打破预期。很明显，以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为代表的金融服务业开放，成为2018年金融开放的重头戏。
力度空前 但非自由化既然是“第二次”，难免需要跟“第一次”对比。很多人对中国入世前的银行体系改革记忆犹新。当时银行体系是威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与增长的最大风险因素，资产品质问题异常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估算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30%至40%之间，这个水平堪比甚至超过了亚洲金融危机中三个最受重创的国家－－泰国、印尼与韩国。
加上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产权与政府干预，银行机构政企不分，官僚主义文化严重，导致银行成为政府财政的提款机，而且国企大量挤占银行信贷，由此不断引发新增不良贷款问题。这造成了中国银行体系的系统性危机。因此，银行体系的对外开放成为了中国入世谈判中最为艰难也最敏感的议题。在此背景下，1993年，时任副总理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强力推动了金融体系的第一次改革，巩固了央行宏观调控职能、设立了商业与政策领域的金融机构。
第一次金融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倒逼力量促成，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是主动改革。2013年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包括扩大金融开放在内的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最核心目的是“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必须指出，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是推动金融市场化必然选择。但金融市场化并不等于金融自由化。两个概念很不一样。易纲4月11日在博鳌会场上提出的12项开放措施，就是对两者区别的最好注脚。这些措施主要是允许外资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大幅度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没有开放很多金融衍生品，也没有涉及对资本帐户开放。也正因此，投行及西方市场反应冷淡。
一直以来，对于金融市场的开放，中央监管层都是谨慎保守的。为什么这次如此大力气、大尺度？
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一，正如前述，金融市场化并不等于金融自由化，金融产业的开放，也不等于金融衍生品的开放。市场化一直是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但中央政府并未为求达标而牺牲对市场的掌控力。美国次按危机暴露金融衍生品监管缺位可对金融体系造成毁灭性破坏，身为中央新财金管理团队要员的刘鹤，在担任中财办主任期间曾领导一个研究小组，深入剖析这场危机及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前因后果。针对金融领域，刘鹤总结了三大教训：一是货币金融环境不能助长债务型经济过度发展；二是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三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曾说“放任资本逐利将引发新一轮危机”，其意涵是中国不视资本逐利为发展金融的根本。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与2007年的次按危机，都是放任资本逐利的前车之鉴。今年4月2日，习近平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要求“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第一项就是防止重大金融风险。这是一项长期工作，愈要金融开放，愈会加强金融风险的防范。中央政府放手继续推动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说明决策层相信风险是可控的。
中国政府手中可供支配的工具很多，不至于美国在次按危机那样，市场杠杆高到无法掌控。另一方面，金融开放和金融监管是并行的。2015年A股股灾之后，中国启动了近年来最严厉的金融大整顿，不仅将刘士余、郭树清分别调任证监会主席与银监会主席，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而且通过多种手段整顿证券、银行和保险业。今年3月，中国政府进行更大幅度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将银监会、保监会合并为银保监会，形成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一行两会一委”新监管架构，为进一步扩大金融改革开放奠定了顶层监管框架和市场空间。
其二，金融是实体经济的延伸，本质是服务于实体经济，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这点。在去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示：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当下金融系统的一大弊病是金融市场“脱实向虚”的问题，资金不愿进入实体经济，只在金融市场套利，这是金融系统稳定的重大风险因素。中国政府推动金融开改时考量的是，如何通过有序开放金融市场，让其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当中关键是利用好金融开放，吸引更多市场参与者，形成更公平、开放和稳定的金融市场，推动金融行业市场化进程，进而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和促进分配公平。对决策层来说，金融市场收入是实体经济收入的延伸品，该延伸品是否能全民共用是政府的焦点。当然，这不是易事，更非一蹴而就，但不可不为。
人民币国际化 为港送东风
金融业开放不会一帆风顺，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进程也表现出缓慢、反复、政策不配套等弊病。如今，中共最高决策层既把防范重大金融风险视作重中之重的要务，又大刀阔斧推动金融开放，展现改革决心，说明进一步开放金融领域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事实上，中国正经历“大国崛起”，打造“与中国经济规模与影响力匹配的金融体系”是必然要求，而要壮大金融市场，离不开开放。
开放金融必然涉及资本在境内外的流动，伴随资本帐户有序开放，建立深度、广度均足够大的资本市场，支援企业创新拓展及令民众透过金融资产来提高消费能力，达成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目标。在这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是重要的战略环节。
人民币国际化意即令人民币成为兼具计价、结算和储备功能的国际货币。早在2008年，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就撰文称，要考虑创造美元之外的“超主权”新储备货币。自2010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成为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中国央行已先后与36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启动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制度；在深圳前海、上海自贸区等地试点人民币跨境贷款，逐步放松“点心债”、“熊猫债”发行限制；加快完善人民币清算、结算基础设施，促进人民币跨境结算和投融资使用，并且于2016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获得国际储备货币属性。今年3月26日，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让外界嗅到了挑战“石油美元”霸权的味道。
不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仍远远无法与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匹配。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上周在《中国时报》撰文指出，以2016年数据为例，中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经济15%，仅次于美国，但人民币占全球支付的份额只有不到2%，排全球第五；人民币在国际金融投融资与衍生金融交易领域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
巴曙松总结，就国际货币应具备的三大职能而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仍不均衡，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职能逐步实现，但作为投资交易记帐单位和价值储藏工具（主要体现于成为官方外汇储备）的职能相对落后。换言之，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近年大量与他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强化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机制，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放金融，当然离不开资本帐户的有序开放，建立深度、广度与开放程度均足够大的资本市场。但要强调的是，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帐户自由化是两回事。
进一步开放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打造“与中国经济规模与影响力匹配的金融体系”的必然要求……人民币国际化、建设人民币国际市场是重大战略。
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具先天优势，既充当试点，又成为防火墙，为人民币在相对可控的环境中与国际接轨创造条件。早在2004年，香港便已开展人民币业务，十多年来，香港利用其独特的区域地位优势，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拥有庞大人民币资金池。而随着“沪港通”、“深港通”及“债券通”开通，中港两地跨境投资资金流动强劲增长，由个人存户伸展到贸易与投资领域。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数字显示，现时全球约七成人民币支付交易经香港处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加快推进，香港理应加强跨境人民币的计价功能，放在眼前的机遇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甚至该考虑要不要为香港股票市场引入人民币计价、交易及结算。
客观而言，香港仍是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中心，拥有天然的中间人优势，随着中国经济体量持续膨胀，香港理应受益。回过头来要问的只是，香港是否已具备足够宽度与广度去开拓这些新的金融业务，例如在人民币资金池的流动性是否足够？有没有足够的相关产品？面对人民币国际化，香港必须要有长远策略，既为香港金融产业创造新的发展空间，亦为经济转型带来动力，也可避免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大局中被边缘化，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不容忽视的责任，是确保金融业蓬勃发展，令市民大众受惠，造福未来。
上文节录自第109期《香港01》周报（2018年4月30日）《 中国金融大开放 香港如何乘风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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