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与角度】张铁志：Facebook的问题不只是Facebook的事
“他们相信我，真是一群白痴。”这是哈佛大学生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2004年时传给朋友的讯息，他跟朋友说在他刚建立的一个社交互联网平台上有4,000人的个人资料，包括照片、电邮和地址。后来，这个平台变身为如今我们熟悉的Facebook，他所掌握的资料从4,000人变成20亿人。
是的，我们这20亿用户一直都相信他，直到这两年，Facebook遭遇成立以来最大危机，且一波接一波，不仅让他们的公信力被严重质疑，更对他们最核心的商业模式提出挑战。一个多星期前的美国国会听证会更是来到高潮。
朱克伯格每一年都会订定一个年度愿望。他第一次这么做时是2009年，那时Facebook这家公司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所以那是他的年度目标，且他要整年戴上领带来提醒自己这件事。他后来当然找到了商业模式，且让Facebook成为一间超级盈利的公司。
今年1月，他说，2018年“又像是那个第一年……Facebook有很多工作要做，无论是保护我们的社群免于滥用和仇恨，抵抗其他国家的介入，或者确保善用在Facebook上的时间……我在2018年的挑战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但他没想到的是，三个月后，就爆发“剑桥分析”的大危机。导致WhatsApp的创办人Brian Acton说要删掉Facebook，Tesla的官方Facebook及许多其他单位都已经自我删除了。
删除Facebook成为一个新运动。
《经济学人》在2018年1月的封面故事说，现在大科技公司的问题是“BAADD”。B是Big（大），意指高度集中化并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第一个A是Anti-competitive（反竞争），意指这些大公司透过直接并购对方等手段以阻止竞争。第二个A是Addictive（上瘾）：许多人因为上瘾而抑郁、失眠和焦虑，“DD”是 Damaging Democracy（伤害民主）。
的确，Facebook、Google、苹果等公司正前所未有地控制人们的生活（当然中国有属于中国特色的垄断科技巨头），且不断扩张他们的影响力，并吞新的竞争者，但却缺乏适当的规范（欧洲比美国更积极）。而这个不断增大并不是市场的自然结果。在2017年，美国科技业巨头在政治游说上花了5,000万美元，是2009年的三倍。
关于上瘾，除了上述提及的严重症状，科技社会学者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在近年的著作如《在一起孤独》（Alone Together）和《重启对话》（Reclaiming Conversation）更指出，我们以为科技工具带来更多舒适与便利，其实带来的只是孤独与焦虑；我们为了让更遥远的人看到我们在做什么，却停止和身边的人连结。
她检视对话的每一个层面：与内在自我，与亲人和朋友，与爱人，与同学，与更大的社群，发现这些对话都被数位世界侵蚀。她说：“我们都被科技噤声了。”这个沉默意味着我们连结他人的能力消失了。“当我们不再对话，我们也失去自我反思、同情与理解的能力。”因此，“重启对话是为了恢复最根本的人性价值。”
关于对民主的伤害，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后，民主党和许多人都质疑Facebook成为假新闻的平台，并影响了这次选举，但朱克伯格却只是说：“我个人认为Facebook上的假新闻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说这对选举有任何影响是个很疯狂的想法。”
很快地，他就后悔自己说这句话了。
2017年1月他就承认被去年大选结果所震撼，承认科技和全球化所造成的分裂比他一生感受过的都更巨大。他在这年给自己定下的年度挑战是要走遍全美，以更认识人们的真实生活。到了9月，Facebook终于揭露有约十万美元政治广告的购买者可能和俄国政府有关，并承认由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一家俄国公司在Facebook上所购买的广告，总共触及1.26亿用户。
同样在9月，媒体发现可以在Facebook上针对自认为仇恨犹太人的特定用户购买广告，又引起很大争议。Facebook营运总监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对此道歉，并表示会调整购买广告机制。她说：“我们从来没希望或预期这种功能被这样运用。”
朱克伯格本人的科技乐观主义在这一年被彻底改变。
这个事件所透露的更普遍问题是，社交媒体对民主更普遍的伤害是，当人们愈来愈多从Facebook和Twitter上得到讯息，他们被过滤泡泡所笼罩，他们看见更多极端言论和假新闻，而这侵蚀了他们对于既有制度的信心，也让社会严重对立和极化。因此在过去数年，社交媒体的兴起和民主的衰退、民粹主义的兴起可以说是同时出现的。
曾负责Facebook用户成长的高层Chamath Palihapitiya不久前公开说：“我们所创造出的那种短暂的、多巴胺驱动的反馈机制正在摧毁这个社会的运作。我们已没有文明的对话、没有合作、只有错误的资讯和假事实。”“这不只是关于俄国的广告。这是侵蚀了人们如何行动和对待的核心基础。我可以控制我的决定，因为我不使用那个‘狗屎’。我可以控制我孩子的决定，因为我不让他们用那‘狗屎’。”
请继续阅读文章下半部分：
张铁志台湾作家，摇滚研究者，曾任《号外》总编辑著有《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等书
上文刊载自第108期《香港01》周报（2018年4月23日）《Facebook问题不只是Facebook的事》。
更多《香港01》周报特约撰稿人张铁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