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老人在内地．一】深圳盐田老人院　88岁的自律与自由

“在那里歹活，不如在这里好死。”88岁的杨兰友把这句话一直记在心里，却记不得说这句话的人是谁了。她坐在黄昏里，山下便是运输港，看着港口里拼布一样的彩色货柜各盖着一层灰，堆叠成另一座远山。落日的暖光这时缓缓地移到她的身上，她把拐杖且放脚边，闭目养神，享受着一日里头最后的阳光。她始终没解释句子里“这里”和“那里”分别指的是什么地方—在杨兰友心里，“那里”是哪里根本没所谓了，她一早便认定了深圳盐田梧桐山上的这所颐康院，并打算在这里度过余生。文：黄雅婷 摄：罗君豪　鸣谢：香港复康会（此为香港老人在内地系列之一）

根据政府统计处数字反映，直到2007年年末，居住或长期逗留在中国内地的港人共有500,700人。在当中471,400名15岁及以上的居留内地港人中，约23.1%为退休人士，39%的居留内地港人每月入息少于5,000港元，12%人每月入息为5,000至9,999港元。有8.4%的人表示高龄津贴是他们的其中一个收入来源，约有5%人目前领有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金。

一个多没纪律的人老了，也会学懂生活的秩序，住满老人的老人院更是永远一副井然有序的模样。清晨只要有一丝的晨光溜进到老人院的房间里去，老人们就会醒来，不约而同地往三楼平台聚去，开始活动筋骨。杨兰友也一样，每天早上起床梳洗干净后，她便会自房间散步至三楼平台，运动一小时后再到三楼的饭堂吃早餐。院内的早饭有时是中式的粥，有时是西式的小面包，分量刚好，不够还可以再添，然而老人往往一早已被昔日的战争教化得节俭惜食，他们从不浪费一点食物，碗里总是吃得一点都不剩。

填了肚，杨兰友就会去种菜。老人院的菜圃设于一楼的喜智园，平时总是上着锁，不住在一楼的大伙儿只能于开门时进去浇水。圆形的菜圃在今个冬日里种了一圈小白菜，老人们视之至宝，小心翼翼地照料着，提着水壶一圈一圈为菜浇水。

“那时我老公嘅阿爷阿嫲在香港开中医馆。我们就跟着来了香港，老公在香港读大学，佢有佢读，我便有我做生意。”

住在喜智园里的认知障碍症长者平日不浇水也是这样消化时间的，他们像时钟，常常地围着圆形的园圃散步，一圈又一圈，每步都像踏在时间上一样，他们是钟面上那根时针，他们的时间却是有限的。

直到上午11时多，杨兰友就会回到房间去找自己的随身包，包里放了一瓶香港买的腐乳，12时正她就会带着腐乳到饭堂吃中午饭。午后她懂得自己找乐子，在老人院里四处蹓跶，有时是去演讲室听义工唱戏，有时是去和那群潮州人搓几局麻雀，实在无事可做便到平台上去看货柜。直到太阳下了山，5时又是吃饭时候，这里的晚饭比较丰盛，她还是带着那罐腐乳，一天没嗅到腐乳香她便觉得一整天来都口淡无味。

这时，梧桐山也入了夜，连路灯都黯淡起来，老人们在黑夜来临前便会自律地各自回房，平台一下子荒凉，只见远处的一点月光映着异地的海湾，更显夜里的寂寥。老人们隔天洗澡，在不用洗澡那天，他们会留在楼层看电视，或回房间隔着落地玻璃看月光谈天，但往往还没谈出个什么来时，便又自觉要关灯睡觉。看看时钟，才7时正，老人们在香港的亲人也才刚下班。

一世人得一粒囡

杨兰友觉得这是一种自律同时自由的生活，她对这里的生活很满意，对这里的一花一草都满意，她觉得在香港死了无人知，但在这里还至少有人问。所以她盼着能留在这里多久便留多久，一心已经打算在梧桐山终老。

“老公无嚟呀，佢嚟不了，走咗啰，84岁走的，算起来都走咗好几年了。未走之前我们在香港住过一排，又在广州住一排，就在那些古老屋里啰。我？我乡下在广州肇庆啰。”说罢，杨兰友伸出舌头，说起的一次中风，那时她的嘴巴和舌头都因中风而麻了，口一张口水就落下来，幸亏后来做了手术，把她的舌头电直过来。于是康复过后，她益发话多，人也学会开朗，三句不到便夹着笑声。这个88岁的阿婆现在活得像个8岁孩子，说话爱夹着尾音，笑起来一颠一颠的，牙齿全露出来，她会自豪地说：“全是真牙呢！”眼睛又变成了弯弯的眉豆，一头白发剪到耳后，仿佛卡通老了。老人院内无论姑娘还是院友，都喜欢杨兰友，她只要挥一挥手就能招来一篮子的老朋友，她在这里过得如鱼得水。

年轻的时候，生活却不是这样，这一代的老人都遇过日本侵华，都曾咬着牙关挨过兵荒马乱的年代。日本仔打到来时，杨兰友才九岁，父亲是广州省城一所洋行的职员，他带着一家四出走难。“那时政局一紧张我哋就走，后来辗转回到肇庆，同爸爸失去联络，好凄凉，我在肇庆一个乡下地方住了一年，后来一些走水的水客带了我们去曲江马坝（韶关市下的市辖区），走到好远，一路就为了逃难。我还记得广东省海岸当时常常泊满了船，运走成批成批的银纸，土人就去劫船，那些押钱的船于是全部装有机关枪。”逃难的路上除了他们一家，父亲同事亦伴行。大时代下，两家人彼此看顾，一起吃大镬饭，一起居无定所，挤进牛栏住过。

就在那段时间，她认识了这家人中年纪大她三岁的小男孩，他们最爱一起下棋。后来和平回来，她就嫁了给那个小男孩。结婚一年，就生下了长女，后来两次怀孕，也难产没了。杨兰友到老了，也常常把一句话挂在口边，就是她这一世人也只得这一粒囡。

九龙城开冰室

“那时我老公嘅阿爷阿嫲在香港开中医馆。我们就跟着来了香港，老公在香港读大学，佢有佢读，我便有我做生意。”20多岁，杨兰友就在九龙城开了冰室，冰室比现在老人院里的房间还要大上几倍，计上露台差不多1,000呎，既有西饼房，又有水吧冲茶水。冰室最出名的是奶茶、咖啡、柠茶和菠萝油。现在老人院一到了周二就有茶饮，杨兰友却很少光顾，她说自己喜欢饮奶茶、咖啡西洋嘢，上半生喝习惯了，有了口瘾，她不好中国茶。有时那天饮多了奶茶，她就会失眠，想起从前往事——别人忆旧时都会伤感，唯有她真正心满意足：“我两公婆无嘢叻，唯一的成就就是供了个囡去了英国读书。”她的一生人只有这粒囡，她说辛苦一点都要个囡过得好。

那时女儿申请英国签证，他们一家人行经国货公司或大陆舖头都会变得紧张兮兮，怕盯了一眼也就被人影低，个囡就申请不到签证，他们两公婆连大陆的亲人也都断绝了来往，直到邓小平上场后杨兰友才敢去见广州的亲人。

到女儿去了英国，她又在冰室挨足19年，没觉好瞓，有时太累，一壶滚水就淋在手上，涂一点牙膏又再冲茶去。终于做到女儿从英国毕业回流香港，进了医院做实习护士。后来却又因为结婚跟随丈夫到尼日利亚，女婿在当地不幸发生工业意外，被重型机器压死了，孤儿寡母又回到香港。“那时，我个囡一个要看着两粒囡，我连退休都不敢想。真的，怎到一个香港老人家去想退休。”那年正值九七，人心惶惶，小岛上人人怕回归，杨兰友的女儿也举家以护理专业申请移民澳大利亚。

一首《光阴的故事》

“我也跟去澳大利亚住了四年，在那边生活好轻松，住Melbourne，当时参加很多社区活动，间屋有10,000呎，有前后花园又有泳池。”但五年不到，她和丈夫还是回到香港去，口里说因为有烂屋要打理，又有亲人要见，但说到底是心里不舍得从前住的地方。

挪威建筑师Norberg Schulz也认为，人对一个地方，只要住久了，就将长年累月积存的文化风俗潜移默化，并习以为常，年月过去后亦会加以沉湎，产生深厚感情，人与地因而就有了切肉不离皮的密切关系。Norberg Schulz又明确地指出人能通过建筑拥有空间和时间的立足点，日常生活更是人在世上唯一一个具体而熟稔的脉络，因此叫长者于老年搬离原有的社区，不单需要老人重新适应新的生活，同时也是要他们把惯性延后的日常生活连根拔起。

现在，她住的老人院三人套房比许多香港人的家还要大上一些，三张大床贴着墙放，中间留着一大条通道，三张轮椅并排也走得过；床左右两边都放了衣柜和木桌，墙角贴了一本像日历的册子，仔细写上老人的名字、身体情况、不能吃的食物和亲属紧急联络方法。房间又有一面落地玻璃，可以看海，还有一个独立厕所，与杨兰友同房的叫梁婆婆，同样来自香港，还有一个阿婆，来自深圳。三个老人平日相处乐也融融，洗澡的日子总让着对方先用厕所洗澡，从没争吵过。

“我不打算回澳大利亚了，我在香港住了几年，又到广州住了几年，就在西关那边。后来老公不在了，个囡叫我回澳大利亚，刚好在电视上看到这间颐安院在深圳台卖广告，就打电话给澳大利亚的女儿，叫她打电话去颐安院，莫院长叫我来试住一下，一住我就觉得，我钟意！”杨兰友笑嘻嘻，并不似在说谎，她说澳大利亚太闷了，澳大利亚又没有自由，到了澳大利亚又鸡同鸭讲，要她说西洋话不如留在广州说广东话。这里的物价比香港低，又有政府买位，地方又寛阔，还有全护理照顾。女儿这几年总是半年就看望她一趟，她耐得住寂寞—这辈子跟女儿分开了几廿年，她的确比谁都更看得开，说思念她半生人也思念惯了，现在只等女儿在周末给她打电话。女儿在每通电话的最后都对杨兰友说：

“阿妈，你随时都可以回来澳大利亚的，我们都会照顾你的阿妈。”她只要听到女儿这样说，心里就踏实了，认为自己还是留在这里好。

平台上，职员正弹琴给老人听，电子琴的音色却很单调，听久了才知道是《光阴的故事》，弹来弹去还那一句：“流水它带走 ／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就在那多愁 ／善感而初次 ／等待的青春。”

上文节录自第102期《香港01》周报（2018年3月12日）《在那里歹活，不如在这里好死。长者跨境生活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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