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珍惜学童生命？ 评《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最终报告》

经历今年初学生自杀潮的震荡，社会在伤心痛惜的同时，更期望政府可以为我们的下一代作出承担，正视问题的根源，包括从政策和制度层面入手，堵塞与学生自杀有关连的漏洞，并为学生筑起严密的保护网，尽力阻止悲剧蔓延。

将自杀问题个人化　为教育制度开脱

社会强大的关注，促使教育局成立“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就近年的学生自杀个案进行分析，写成报告并提出建议。但经过逾半年研究，于早前出炉的《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最终报告》（下称“报告”）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在报告内前后出现过4次之多的一个结论：“学生自杀的可能成因涉及多方面因素，与教育系统并无明显和直接关系”！公众不禁哗然，教育局长吴克俭在记者会上回应追问时，亦只虚应了事，表示局方一向有检讨教育制度云云。各界本以为面对学生宝贵生命的严肃课题，教育局会认真应对，结果令社会失望极大。

整份报告最着力检视的，是学生个人层面的精神健康问题。我们当然不应忽略个人的精神健康问题，但教育制度呢？总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吧！报告甚至提出学生自杀与制度产生的压力并不相关，例如指出本港自杀率一直低于芬兰及澳大利亚这些教育文化竞争较小的国家（第3.27段），以显示学业压力不是导致高自杀率的必然因素。这种直接比较非常取巧，无视自杀原因的多元因素，特别是芬兰自杀率高，很大程度受日照时间等气候因素所影响，但报告由此认定自杀不宜过分强调压力，问题反而出于青少年应付压力的能力薄弱，以及缺乏社交支援所致。这显然是要将问题个人化，并且为衍生沉重压力的教育制度开脱。

倒是负责制定这份报告的委员会主席叶兆辉教授在序言中切中要害：“我们（应）致力排除障碍及加强现有系统，以更全面方式应对学生自杀。具体而言，学校需要支援以腾出时间及空间去关爱他们的学生……”可惜，报告不少论点与序言背道而驰，因而提出的建议都是有气无力，只不断建议加强沟通、要求学校强化现行措施，但实质制度改善或新增资源却少之又少。

改善教育制度建议“被消失”

事实上，报告书的论点有多处矛盾重重。委员会成员在讨论过程中提出过不少改善教育制度的建议，例如改善班师比例、小学一校一社工，以及增加私家精神科医生以减少服务轮候时间等，在报告书的正式建议中都全部“被消失”。报告书更两度提到，有委员建议把检讨教育制度以减轻学生负担列为长期措施，但同时亦出现学生自杀与教育制度无关的论点，更有相当篇幅为现行的教育制度护航，令人质疑这份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受教育局的主导甚至操控。这可从委员会成员之一的香港大学学生会长孙晓岚的口中得到引证。她曾公开批评教育局选择性接受委员的建议，认为报告没有就学生自杀问题对症下药，对委员要求检视教育系统置若罔闻，形容当局只是“做骚”。

无可否认，自杀个案成因复杂，不能只归咎于教育制度，但也不能排除教育制度的影响。儿童和青少年一般处于在学阶段，到底学校生活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well-being），研究学生自杀问题的委员会怎可能不过问、不研究呢？任何真诚的人都可以看到，现行教育制度为学生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压力，老师缺乏时间关爱、支援学生，但报告建议未有触及根本问题，反而提出有需要通过较长时间的观察和再搜集实际数据，“才能确证最近的学生自杀个案和香港现行的教育制度的关系”。这种推卸责任的手法，令我们错失检讨教育制度的大好时机，实在令人遗憾。

对策一：减轻教育制度带来的压力

其实报告已有提及，研究的38宗中小学个案，有9名学生表示“在学习上遇到相当大的压力”；另33宗大专个案，更有过半数呈现不同类型的压力，如学习及财务压力等。

若需要较长时间的实际数据，政府手上亦并非没有。社会福利署委任的检讨委员会过去多年就学生自杀进行研究，包括《检讨儿童死亡个案先导计划检讨委员会报告》及《儿童死亡个案检讨委员会报告》，发现学业问题与忧虑未来的压力与学生自杀有关连，而且所占的比重绝对不轻，详见下表。

除了有长达10年的官方数据佐证，民间亦不乏相关研究。2011至2014年，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与香港理工大学暨世界卫生组织，就中学生焦虑及抑郁情绪与个人、家庭及学校之间之关系进行了详细研究，并于去年发表报告。研究发现，经常出现焦虑症状的学生当中，逾八成半人感到功课压力很大，而焦虑或抑郁征状是随年级递增而加剧。今年，香港青年协会亦访问了逾4,000学生面对新学年的压力指数，以10分为最高压力，近三成受访学生的压力指数达7至10分，学生最大的压力来源是“面对测验考试压力”、“自己成绩比不上别人”及“太多功课”。

从多项研究结果可见，要针对学生自杀的主要根源之一，便应该从减低制度引起的压力入手。当然，学业压力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文化根源，但改变社会“赢在起跑线”的竞争风气乃是移风易俗问题，不能一蹴而就。政府可以做的，乃是减轻现制度所衍生的严重压力，移除或改变为人诟病多时的教育政策。教育局应作出果断决定，包括：

立即废除小三TSA检视学校功课量推动中学阶段的职业教育全面精简高中“校本评核”，真正做到纳入课时检视升学管道，减轻学生的升学压力，增加资助大专学额

对策二：提升教育制度的支援能量

要提升学校对学生身心健康的支持，担当“守门人”的最佳人选，莫过于最经常接触学生的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和社工，他们都是学生身心健康的重要支柱，给学生身教、聆听、协助、教导，在学生有问题之初加以察识，在问题发展过程中适当地介入辅导等等。

报告按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指导原则建议设立三层支援架构，以预防、识别及支援有自杀风险的学生。其实，教育局早于2000年已向学校建议设立由教师、社工及专业支援人员，按学生问题的严重程度有系统地分层把关，但何以成效不彰呢？明显地，问题在于现有学校系统内，这些把关的“守门人”都面对着人手极度匮乏的困局，工作压力之大，甚至已到了自顾不暇、危及个人身心健康的地步。

在学校最前线把关的是老师。但自教育改革以来，自评外评、TSA、校本评核、融合教育、课程和学制改革、学校项目的招标和带游学团等等，令教师职务不断膨胀。根据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一项调查，教师工时愈来愈长，但与教学直接相关的工作比例，已压缩至整体工作的四成左右，要与学生有较深度的接触并跟进辅导工作，已变得非常困难。加上近年教育局对学校需要的恒常人手，极其量只提供现金津贴，中小学惟有多聘请短期合约教师，目前已逾5,000人。他们的特点是合约年期短，流动率高，正是学生未毕业老师已“结业”，与学生较难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而随着中学人口下降，不稳定的因素更不限于合约教师，学校无论自愿减班还是被迫缩班，教师编制都在严重萎缩，识别及辅导学生的工作更难上加难。

负责为有自杀风险的学生进行评估，进行第二层支援的学校社工或辅导人员，同样面对人手不足的问题。中学一校一社工，推行16年从未检讨人手改善，小学更连一校一社工也没有，并只能以价低者得的招标方式聘请人手，工作量大，社工人手不稳定，根本难以长期跟进学生个案。至于处理学校高危个案的第三层支援人员，如教育心理学家，每人负责6至10间学校，平均每两星期才可到校一天，亦远远未及所需。

辅导服务以人为本，稳定和足够的人手非常重要，资源投入无可避免，当局必须重新考虑委员曾提出但被“被消失”的建议，包括学界多年的共识：

改善班师比例，增加常额教师为小学配备至少一名常额社工和辅导人员检视中学一校一社工的人手需求

结语：生命优先

下一代接连轻生，整个社会都有责任反思，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把学生的身心健康放在优先的地位。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已决定召开公听会，我将要求成立更高层次的跨部门委员会，为检讨教育政策、增加资源和人手等，落实行动方案和推行的时间表。

正如报告序言所说，“各种看似是微不足道的单一措施，当一并进行，便足以产生强大的抗逆力和积极能量”。我们有必要切实查找及填补教育制度的每一道缺口，敦促教育局不能再浪费时间。

（文章纯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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