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案︱传烈显伦撰文质疑释法　批寻求司法尽变：忧法治成过去

壹传媒黎智英获法院批准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Tim Owen，为国安案件抗辩，政府终极上诉失败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法律界流传一篇由终审法院前法官烈显伦撰写的近4,000字长文，指聘用海外大律师在《法律执业者条例》清楚列出严谨规定，由法院逐一审视案件而决定，指妥当的司法程序有着极大公众利益。

文章指聘用律师只是单纯本地事务，对于演变成宪制危机感到意外，认为法官完全依照普通法及《基本法》裁决，但政府坚持违法，并寻求“司法的彻底改变”，到了这个阶段，很难见到开心结局。一旦“释法”推翻法院裁决，“法律制度的根基信心被严重动摇，将犹如地震，难以再重建稳定。司法面貌将永远改变，今日存在的法治，将成过去。”

香港的司法独立会裂成碎片，香港的高度自治将被破坏，紧接的是无法计算的后果。

文章以“司法独立存亡威胁”为题，指《法律执业者条例》已为聘用海外律师竖立充分标准，法院会考虑律师的专业、官司性质，更重要是能否为案件带来重大角度。就政府挑战黎聘用Tim Owen，上诉庭形容Tim Owen是知名的刑法、公共及人权法专家，在国家安全及言论自由案件有坚实经验，亦有在香港参与重要案件。

文章引述多条《基本法》条文，包括第94条列明港府“可参照原在香港实行的办法，作出有关当地和外来的律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工作和执业的规定”，认为让公众感到公平是至关重要，但律政司上诉时提出考虑聘用海外律师时，考虑“公众利益”必须建基于“国安法独特性”， 而“一般来说应先于/凌驾其他公众利益考虑”，因为《港区国安法》是全国性法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是大陆法。而且聘用海外律师与《港区国安法》的目标及设计并不相容，本身就是一个国安风险，不能有效防止泄密。

文章反问“这些怀疑最终会指向哪里”？他又说黎案件显然不涉“国家机密”，就算假设“国家机密”是重要元素，普通法亦有机制处理，控方律师可在庭上寻求法官判决，禁止辩方使用该等资料，普通法制度善于处理这些程序。

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文章指，控方指难以保证海外律师不泄漏“国家机密”，这句说话的前提是控方代表律师值得信赖。文章反问，若不能信任Tim Owen会以专业行事，那其他持有外国护照、双重国籍，在海外有第二个家、或家庭联系的本地资深大律师又是否能够信任？这些律师代表控方，是否都要审查背景，甚至包括“学生时代纪录”？同类背景的法官又如何，他们会真诚履行誓言？

文章指，律政司扮演着“公众利益的守护者”及“检控方”角色，质疑律政司提出反对时，扮演着甚么角色？如果首要责任是确保尽快展开公平审讯，为何要坚持阻止Tim Owen代表抗辩？而律政司其中一个上诉理据，就是否定司法机构的决定权及上诉原则，那又“如何想像会有上诉成功机会？”

文章指律政司的终极上诉理据，是任何海外律师在国安案中出庭代表，将违反《港区国安法》“防止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目标，有关理据政治意味强烈，是破坏了法律原则。与此同时，被告已长时间遭扣押候审，尽快开审有着极强烈的公众利益，《港区国安法》第42条规定案件“及时办理”，律政司责任清晰，现时案件因释法押后至明年，日期未明，令人疑惑“律政司司长是否受到政治干扰？”他反问为何不是干净利落（in a strong and resolute manner）履行有清晰要求的职责，并在本月初如期开审。

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

文章指，法院只是按《法律执业者条例》、普通法原则、《基本法》要求做好“案件管理”，务求安排好刑事审讯，看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如何介入；又指如果律政司认为《港区国安法》凌驾《法律执业者条例》，法院一开始已经无资格确认Tim Owen的资格。文章指单纯的案件管理，闹得满城风雨，将对国安法司法程序发展有实质影响。

国家及社群的生命中，一个小小失误、一个疏忽卤莽、或一不小心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