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廖长江：新议会协调较过往难 中央放宽对港政策视乎两条件
中央去年出手修改本港选举制度，立法会增加至90席，“复活”选举委员会界别，衍生回归以来最悬殊的议会版图。大批新人晋身议会，商界议员、“班长”廖长江接受《香港01》专访时表示，新议会虽然没了以往“好斗”的反对派，但协调工作难度比过去有增无减。
对于香港整体局势，他坦言经历2019年修例风波后，中央对香港的信任受到一定损害，要摆脱这种绷紧的政治状态，让中央放宽对港政策，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指“建制派班长”称呼不再恰当 因协调对象包括狄志远
廖长江上届立法会开始担任建制派“班长”，亦即召集人工作，但时移势易，他在访问开首即表明，在新政治局面下，称他作“第七届立法会总协调人”比较恰当，因现时新议会所有成员都已是“爱国者”，以“建制派”概括特定政见的立法会议员已无意义，所以现时他协调的议员中，也包括报称非建制派的新思维狄志远。
监察政府不等同“砌政府”
廖长江前年接受《香港01》专访时曾提到，建制派监察政府的空间，相当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当气氛相对平和时，有空间向政府“是其是，非其非”，指出政府施政的错误；当壁垒分明、对立严重时，建制派一定要一致枪口对外，难以向政府提出异议，连在议会多发几次言都难。他在最新访问中表示，现时由爱国者组成的立法会，正好应验这种健康的行政立法关系。
“首先有人以为监察政府就一定要‘批评政府’、‘砌政府’，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廖长江指，新议会运作数月下来，在发现政府问题时，更应做的是善意提点，要求对方从善如流，例如政府早前建议在环境局开设7个首长级职位，但跳过在事务委员会讨论的程序，引起议员不满，政府最终撤回；政府在限聚令人数修订方面，一度建议由政府直接公告，连在议会“先订立，后审议”的过程都跳过，议员觉得不妥，政府最终也不再坚持。
协调比过去更难 “以前都有个共同敌人”
谈到议会工作，廖长江表明所谓“班长”没有一个很特定的工作范围，“因为议会实务有大主席（梁君彦）、立法会秘书长负责，我的职责算是一个‘打杂’，有时议员之间出了什么事，就是我要负责协调，情况多不胜数，可以有一百多种不同情况。不可能一本天书读到老，要靠本身的经验。”廖长江如是说。
不过廖长江直认，现时协调议员的难度比以往更高，背后原因众多，其一以往建制派有“共同敌人”（即反对派），需要一致“枪口对外”，内部必须团结，无暇顾及什么内部分歧；其二上届议会的资深议员较多，新丁只占少数，可是本届议会有接近三分之二是新丁，各人对议事程序、议会运作或有不同理解，要花更长时间磨合；再者，上届议会建制派有6大板块，独立议员只得4名，可是现时无党派议员较多：“协调4位（议员）和协调40位，都相差很远吧？”
廖长江直言，现时新议会的磨合期仍未完成，尤其新议员对一些既有的议事规则、议会惯例、其背后的原意，彼此接受程度也不一致，而对比一些其他国家地区，香港的议会政治远远未够成熟，所以很难像外国议会般主要靠“惯例”处理分歧，不然很容易显得东施效颦，未来仍需一段长时间“摸着石头过河”，探索适用于香港的议会常规。
首年任期不能当委员会主席 部份新丁“有情绪”
被问到协调困难的具体实例，廖长江拒绝点名任何议员，但举出一个例子：“立法会议员一向有个不成文规定，新议员在任期第一年，不能做委员会的主席，但这一点不是太多新议员诚心接受。”他指，此项规定的原意是为免新议员不熟悉议事规则而影响委员会运作，但可能有部份新丁议员自问对某些议题特别熟悉，因此对上述安排有所不满。
“其实如果你是对某议题很熟悉，有很强烈的意见，反而不应该当委员会主席，做委员发表意见帮助更大。因为作为主席，是担当‘球证’的角色，执行议事规则，要让人看见你是公允的，不能偏私。不过新丁未必摸索到当主席的精粹，需要一点时间去理解。这种情况未至于很普遍，但他们确实要明白一些惯例的用意何在，开始时未必理解，所以可能会有些意见，甚至乎有些情绪。”
政治冲突损中央信任：香港不能再是国家安全隐患
究其根本，现时议会之所以被改组为“纯爱国者”，缘于2019年以来种种政治矛盾，包括修例风波、区议会选举建制派大败、民主派“35+”计划等，直接威胁中央对港管治。于是中央先后订立《港区国安法》及“完善选举制度”，出“重手”整顿香港局面，而目前社会仍然处于修例风波的后遗症中，外界不免关注，这种绷紧的政治状况何时才得以缓解。
廖长江同意，历经2019年“黑暴”事件后，中央对香港的信任受到一定影响，他对大局的分析是：“中央整体上如何研判香港的情况，不会只是听其言，还会观其行，确保香港长治久安，长期繁荣安定才行。”他说到这里顿了一顿，仔细思考准确的用词，然后归纳出两个条件：“一是中央要对‘爱国者治港’的落实感到满意，二是香港不能再是国家安全隐患。”
他指，中央官员已经说过，“一国”的前提更稳健，“两制”的优势就更明显，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脱离正轨，未来需要加倍努力重获中央信任，具体应该做什么难以评估，“这个应该去问中央官员”。廖长江指，中央出手后本港局势表面平定下来，但实际上仍有很多暗涌需要处理，而他相信现任特首李家超有心解决这些问题，赞扬对方是一个包容兼听、重视团队精神、敢于放权给司局长的领袖。
社会难再承受防疫措施收紧
廖长江最后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七一来港发表重要讲话，为香港未来发展提供重要启示，强调中央十分重视香港的独特性和优势，包括普通法制度等，这一点过往国家最高领导人甚少谈及，这为香港打下强心针，阐明“一国两制”是长期的国策，港人不用担心走向“一国一制”。
在这个前提下，廖长江十分明白香港和内地新冠防疫政策不同，既要连通内地，也要连通国际，两者没有必然矛盾，需要平衡风险与现实需要，以科学为本将大爆发的风险降到最低，并向内地清楚解说香港的一套，从而在经济民生与防疫之间，取得合适平衡。
他坦言，虽然现时确诊数字有缓慢上升趋势，但难以再像半年前一样大幅收紧社交距离，否则经济民生会极度困难，“香港社会很难承受多一次”，认为现时疫苗接种率已比当时理想，加上许多市民由于曾经染疫而有自然抗体，可有效防止重症和死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