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3︱后公民社会的六四　学者：难成禁语　料日后只可个人悼念

本周六是六四事件33周年，自《港区国安法》实施后，本港旧有公民社会瓦解，六四悼念活动台柱支联会亦于去年走入历史，今年是支联会解散后首个六四，至今没有民主派组织计划举办六四纪念活动。
回顾过去33年发展，作为港人关注的历史事件，“六四”的涵义在香港社会近十多年出现多重变化，由被视为“薪火相传”，到被年轻一代嫌“行礼如仪”，再到近两年连公开悼念活动都绝迹。
有学者表示，难以断定北京是否打算将“六四”变成香港“政治禁语”，但现实上难以做到，然而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六四被敌对势力利用作为对抗中国共产党管治的政治资本，而目前反对势力已溃不成军，因此当然会严厉取缔，预计日后六四纪念活动只可停留在个人行为或私人聚会形式。

长年被视为“反中乱港”　官方忍让

八九民运期间，香港政界曾无分派别支持北京的民运，后来六四事件发生后，有一批人选择与中共决裂，另一批人选择“重新出发”闭口不谈，或转而支持官方。自此，数以万计市民每年到维园参加支联会主办的烛光晚会，人数会随政治环境有所起跌，但此一传统从未间断，亦和本地民主运动紧紧扣连。

在内地当局眼中，八九民运一直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至2021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淡化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而支联会长年的纲领为“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基本上承袭八九民运期间的民主化诉求，他们保留对国家民族的情感，但批评当今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亦因如此，其纲领及活动一直被亲中派视为“反中乱港”。

张晓明：支联会成员能当选显示政治包容

回归之后，特区政府未对支联会展现太过强硬的态度，据报1997年候任特首董建华曾约支联会主席司徒华，要求停办六四悼念活动，上任后亦曾两度约见司徒华，要求解散支联会惟遭拒绝，但董建华事后否认。2011年1月，司徒华逝世，时任特首曾荫权曾赞扬司徒华“一生热爱中华、热爱香港，致力推动民主发展”。

此外，根据民主党的“六人报告”，2010年民主党与中联办谈判政改时，时任中联办副主任李刚曾经提出，希望民主党逐步疏远支联会，但不为民主党接受。不过后来中央方面没有再提出疏远支联会的条件，政改顺利通过，显示中央当时对支联会态度虽然并不喜欢，但仍保留一定程度的忍让。

于2014年，时任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更曾在闭门会面指，在“一国两制”下宣称以“推翻一党专政”为宗旨的支联会，还能举行各种活动，支联会成员还可以当选立法会议员，本身就体现一种很大的政治包容。

本土意识兴起后：集会人数少反显国民身份认同弱

2012年起，随著两地经济民生冲突加剧、本土意识兴起，再演化至2014年的占中、2015年“光复行动”等，六四在本港政治版图上的涵义亦开始出现变化。例如2013年起，有本土派组织不满支联会悼念六四的“爱国爱民”口号，另起炉灶悼念六四，又批评旧有悼念仪式“行礼如仪”、“大中华胶”，甚至认为六四历史与新一代香港人关系不大，多间大学学生会陆续拒绝参与六四相关活动，有世代“割裂”意味。

在官方态度上，六四历史继续是政治禁忌，但对香港悼念活动的态度也曾产生变化。如在2018年，《香港01》曾收到建制派消息透露，北京对六四集会“患人少不患人多”，其中一个重要考虑是，参与集会人数下跌，可能侧面折射出本土以至港独思潮仍未熄灭，新一代对中国人身份认同感薄弱。

后修例风波：叫嚣“结束专政”者成“真正大敌”

2019年修例风波中，传统民主派势力与激进派出现一定程度的“合流”现象，并曾参与游说外国制裁中港官员等行为，触动中央神经。根据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的分析，2019年发生的种种事件，驱使中央对旧有的反对派彻底死心。

于是自2020年《港区国安法》通过后，中央及特区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被形容为“拨乱反正”的举动，在政治层面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及严厉打击街头示威外，期间多个具代表性的民主派团体如教协、职工盟、民阵先后因政治压力而解散。

国安处质疑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　核心被控

2021年6月，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庆祝中共建党百年的论坛上表示，叫嚣“结束一党专政”的人是香港“真正大敌”，强调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维护“一国两制”、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区宪制秩序。

2021年8月，警方国安处去信支联会多名常委及相关团体，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要求交代过去8年财政、会议及活动纪录，支联会常委之后召开记者会，表明不会按警方要求提交资料。同年9月8日，警方拘捕多名支联会常委，指他们未有按要求提供资料；翌日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邹幸彤，以及支联会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至9月25日，支联会通过决议解散。

▼支联会去年解散　前核心被控▼

“红线”一并收紧　谭耀宗：支联会“打著红旗反红旗”

在政治环境剧变过程中，政府对六四纪念活动的态度也出现变化。例如警方于2020、2021年均以疫情为由禁止六四集会，并对坚持到维园集会的人士严厉执法、起诉，去年更封锁维园防止市民硬闯。其他与六四相关的周边活动或团体亦受影响，如六四纪念馆去年六四前夕因牌照问题，被控违反《公众娱乐场所条例》，罚款8,000元，实体纪念馆现时亦已关闭，改以网上形式展览。在上述背景中，各大学的六四相关艺术展品如港大“国殇之柱”、中大民主女神像等遭校方移走。

与此同时，北京官员及建制派代表人物的论述，也开始提及爱国与拥护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如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去年明确表示，爱国者绝对不能损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个人如果声称拥护“一国两制” ，却反对“一国两制”的创立者和领导者，实乃自相矛盾；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去年接受《香港01》访问时亦曾提到，支联会等组织纠缠在当年处理的问题上，看不到国家后来的进步，是“打著红旗反红旗”，只是“表面上爱国”，实际上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最终与反中乱港和影响国家安全没有分别。

演变至今日，今年民主派已没有计划办六四集会，仅个别人士或会有零散的私人活动，“以自己方式传承历史”。立法会唯一标榜非建制派议员、新思维狄志远近日被多次问到个人对六四纪念方式时，皆未正面回应。

蔡子强：当局对六四禁制非防疫要求　乃政治警戒

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指，过往一直都向内地来港“交流”的人士表达此一观点：举办和参与六四集会的，其实都是对中国怀有感情的人，活动过去一段时间受到本土派口诛笔伐甚至上台冲击，支联会亦两面受敌，爱国份子觉得这是“颠覆活动”，本土派认为是“中了中国情花毒”：“不过我很明确表示，仍会关注六四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无论他们对中国政治现状如何批判，终究都有国家民族感情，对中央而言，总好过一些对六四无感的本土派。”

不过他指，近年国际政治环境、内地国策、中央领导人及本港政治环境都有变，种种因素之下，中央对“六四—支联会”的研判亦产生变化，国安意识和介心变得极高：“以前（中联办前主任）王志民仍然会说‘结束一党专政’是个伪命题，因为中国根本不是实行‘一党专政’，但很明显现时官方已不是这样看待。在旧日，司徒华是一名爱国者，但以今日的标准，相信他也会被拘捕。”他指，目前有关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仍在审讯，未知法庭最终如何介定支联会口号，但显然在官方眼中，支联会的纲领已是政治禁忌。

蔡子强表示，过去两年六四收集过一些维园现场资讯，基本上凡于六四当日在维园附近停留、点蜡烛或开手机灯光，再加上是穿黑色衣服的年轻人，警察都会特别敏感，主动驱赶和警戒他们，“这明显不是一些卫生、限聚的要求，而是政治上的警戒。相信即使之后没了公共地方限聚令，只要是以六四为理由申请集会，政府也很大机会不容许。”

他指，难以估计官方对在港悼念六四的态度和最终目的为何，但会关注到现时的社会气氛如此低迷，一些有参加六四集会习惯、拥抱中国情怀的人，会否因为连六四纪念活动也被取缔，对现状更加心灰意冷。

刘兆佳：六四背后民族感情　包含对中共逆反情绪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指出，中央及特区政府肯定不想六四继续被敌对势力用作在香港挑动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与中国共产党对抗、在香港制造政治分化对立、打击爱国力量及捞取政治资本，而《国安法》实施后，某些六四活动有可能出现违法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他指，过去港府对反对派及其支持者有所忌惮，但现在反对派已经溃不成军，有空间作更严格规管。

他又认为，近年愈来愈多港人看到苏联解体、国之不国的情况，以及美国及西方对中国的遏制，对六四风波有新的和复杂的体会，相信积极参与六四活动的人会愈来愈少。

被问到中央最终目的，是否让六四在香港成为像在内地一般的“禁语”，刘兆佳表示不揣测中央意图，但认为现实上难以做到，而相信未来六四相关活动都会变成个人行为或私人聚会。他又相信，中央从来不打算借助六四培育年轻一代对国家的感情，尤其这种感情可能包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共产党的逆反情绪，因此历史教育及国情教育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