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蔡子强今年退休：我是幸运的一代　叹年轻人有才但命运坎坷

说蔡子强是“香港曝光率最高的学者”相信不为过，过去二十多年积极评论时政、乐于解答传媒疑问，提供扎实的选举数据分析。上月立法会选举前夕，他和另一位知名学者马岳联合出版新书《特区选举：制度与投票行为》后，宣布二人将会淡出研究香港选举及评论时事工作，引起政圈的注意。
现为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的蔡子强接受《香港01》专访期间，透露将于今年提早退休，认为现时的社会环境令人有点意兴阑珊，亦深感“一代人做一代事”，既然已为香港旧选举制度著书总结，也是时候交棒予下一代，未来希望多做一些撰写历史文章、透过旅行讲历史故事等工作，现阶段没有移民计划。
他坦言，自己身处于香港最“幸运”的时代，享受了香港最自由、最黄金的岁月，知识分子百花齐放，他亦在这个氛围之下投入政治研究。相对地，蔡子强慨叹如今年轻一代明明有才华、有抱负，但在当今政治局面下理想被粉碎、前路茫茫，令人尤为伤感：“为何他们年纪轻轻就要面对这样坎坷的命运呢？”
蔡子强隐退——专访二之一

早年经历促使投身评论员行列：我不喜欢留在象牙塔

平日镜头面前的蔡子强正经八百、冷静沉着，善于分析时事局势，但访问期间不免流露出对时下局势的无奈与感慨。

他缓缓谈起自身求学经历：“我大学本科所读的是企业管理，和政治无关的。”后来投入学生会工作，适逢当时是中英谈判后过渡期，学生“认中关社”的时期，做人的志向亦有所改变，希望将学到的知识投放在贡献社会上，做到“所学即所用”，后来他在政政系读过一些科目，深受关信基教授（中大政政系荣休讲座教授、公民党创党主席）的影响，于是在硕士转修政政。

自1998年出版首本著作《香港选举制度透视》至今廿多年，回顾近四分一世纪的学术生涯，蔡子强笑指：“我相信我都是被媒体引用得最多的评论员。”他提到，自转读政政以来，已下定决心所做的研究不能和当下社会脱节，“我不是一个喜欢在象牙塔内讲理论的人，需要对社会有作用的贴地分析。”2003年他和马岳合著的《选举制度的政治效果：港式比例代表制的经验》，后来成为不少人了解香港选举制度的入门教材，坦言感到欣慰。

自从去年3月，全国人大颁下决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蔡子强深感有需要为香港比例代表例选举作个阶段性的总结，他本人亦将之视为研究生涯的终点。“我手头上已经没有其他研究项目，要做的都做完了，已经向系主任提出准备退休，研究工作就交由其他人去做吧。”

深感香港变化：中大令我愈来愈陌生

现年56岁的蔡子强，还未到达中大的60岁退休年龄，但坦言过去两年政治环境令人意兴阑珊，个人亦感到中大愈来愈陌生：“在很多人眼中，中大是一间比较具有人文情怀、理想主义的大学，多于争取世界排名。当然世界排名的事都要做，但应该不止于此。中大有许多具有人文关怀的学者，盛产较敢言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过，过去两年中大发生很多事情如学生会解散、民主女神像被拆，令人感受到这已不是过去认识的中大。

引伸到整个香港，蔡子强有感政治局势“大局已定”，去年6月已叫停在《明报》的定期专栏。过去半年香港舆论环境大扭转，先是《苹果日报》停运，再到《立场新闻》、《众新闻》同样因政治压力无法继续运作：“连《众新闻》如此温和的媒体都敌不过这场大浪，我会想到，我的立场主张未必和他们相差很远，偏向‘中间开明’，连这个也容不下，这个香港令人感到有点陌生。”这种一直累积下来的疲累、无力感，令蔡子强更加感受到退休的决定正确。

政治评论青黄不接：无可奈何的现实

蔡子强近20年来，可说撑起香港政治评论半边天，代表一种相对本地的社会科学观点。被问到会否担心隐退后有“青黄不接”现象，蔡子强指这是无可奈何的现实：“未来的香港处处红线，年轻的学者在评论时政时一定会更加担心。我算是对评论累积足够的经验，心中有分寸。年轻学者如果言辞拿捏得不好，撞上这个大风大浪的年代，轻则事业前途受到影响，大至被捕、人身安全受威胁，压力只会愈来愈大。”

不过蔡子强提供另一种思考角度：“其实‘评论员’这回事本身，都开始式微了。你当记者，当然知道现在媒体所受的压力，甚至我会形容开始出现一些‘非评论员化’的现象，减少引用评论员的意见。像我们这一代般，以学者身份透过媒体影响时政，相信都会成为绝唱。”

“如果时事令人疲累　看历史就有很多趣味”

讲到退休后生活，蔡子强表示几年前预计会先环游世界，在加拿大、英国、法国、台湾等地方各住几个月，最后才回香港过悠闲生活。不过新冠疫情之下，这想法似乎暂时不可能实现，希望待中港两地通关后，办一些与中国历史相关的旅行团，参观古迹讲解中国历史。

“有些朋友都希望我搞一些旅行团，像是‘辛亥革命游’，或者看看梁启超、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历史人物的故居；看看1925年（中共建国总理）周恩来在（广州）太平馆和邓颖超结婚，他们所吃的𩠌菜是甚么，一并了解黄埔军校时期的周恩来；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和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不在同一个地方，为何会这样呢？我们又可以比较一下。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千年一遇大变局’，许多历史人物的决定影响延伸到今时今日。这些历史就这样讲很闷的，但到现场看看就会很有趣。”

因此，蔡子强表示退休不愁沉闷，因为其“杂学”很多，尤其喜欢看历史，“如果时事令人感到疲累，看历史就有很多趣味。”他笑言，政府官员和建制派经常说要“学习国情”，但相信没多少人像他一样认真钻研：“《跨过鸭绿江》40集、《大决战》49集我全部看完，别总是以为我是甚么‘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我写中国共产党，文章引用的资料很多都是中共官方的党史。”

蔡子强指，本身不是历史学者，极其严谨、详细考据的历史未必是其专长，他最擅长的还是利用已有历史知识，以当代的角度、深入浅出向读者解释，以古鉴今。他透露，闲时都会将研读历史的心得，以讲故事形式写成文章，退休后希望结集成书出版，现时已经完成一半；暂时他亦没有移民计划：“这一刻来说，我仍然喜欢在香港生活。当然过去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是会‘打个折扣’，可是整体来说香港目前仍然是最适合我的地方，当然未来局势会不会有变化，大家都不知道。”

“我们那一代是幸运的”

“所以你觉得，自己的事业算是成功吗？”记者听见蔡子强退休计划，似乎应该完成的学术研究都已完成，事业上再没什么遗憾，好奇之下有此一问。

蔡子强没有直接承认或否认，但点出一个时代背景：“我们处于一个‘幸运的年代’，我不会神化港英，早年一样是高压。可是八十年代英国准备撤出香港，殖民地高压开始消失，到回归初期北京仍采取较宽松政策的几年，的确是香港最自由的黄金岁月，涌现了不少后来相当重要的知识分子和政党人士。可以说，我们成长在香港最自由、最百花齐放、发展得最快的时代，我们是幸运的。”可是时移势易，香港政治环境剧变，蔡子强坦言现今的年轻一代，再没有他年轻时的发挥空间。

“先不要说作为学者，而是作为一个老师，这几年我都见到一些很令人伤感的现象。”蔡子强举例指，政政系以往出过不少政治人才，他其中一个兴趣，是在每次区议会选举中，在网上以及在选举期间实地考察政政系毕业生的选举工程。“这些年轻人朝气蓬勃，文宣创意满分。我和他们谈过，他们对政治有许多憧憬，真的有好好发挥系内所学，希望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在政治上。”然而过去两年，蔡子强亲眼看着一些昔日的学生一个个被DQ、被迫辞职，部份甚至已经远走他方。

对比之下，蔡子强表示认识一些学生，曾经帮改制后的立法会选举一些政治新丁助选，但私下慨叹“佢哋啲文宣真系完全唔得”，往往流于一些“口号式政钢”，说来说去都是那几句，但这就是现实政治环境的无奈。

深感年轻人被扼杀、理想被粉碎

另一个例子，他认识一些传理学院同事，教过许多优秀的学生，但过去数年传媒界天翻地覆，受到的压力愈来愈大，眼见有学生不敌压力转行；有人因为所属机构裁员或停运，接连失业换东家。作为老师，不免摇头叹息。

蔡子强指，这些年轻人没有做错甚么事，但刚刚出道、初投身社会，就要面对如此命运：“作为一个老师，见到一些学生明明有才华、有抱负、能学以致用，应该感到开心才对。”蔡子强说到这里顿了一顿，低头沉思，似是在衡量应否再说下去，然后续道：“可是我们过去两年不断见到，他们的理想被粉碎，一整代人被扼杀。怎会不觉得伤感呢？为何他们年纪轻轻就要面对这样坎坷的命运呢？”

对未来不要空言乐观或悲观　“或者有些希望现时未看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谓“儒道互补”的说法，意指知识份子得意时就祟尚儒家“入世”、学而优则仕，在政事上一展所长；到失意、有感世局昏暗时，就祟尚道家的无为，像陶渊明般归园田居，寻找精神上的寄托。

蔡子强苦笑指，过去几年确实深深感受到这种心态的变化：“儒家讲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时局崩坏，仕途失意，无能为力时，读书人就会改信道家。我小时候也完全无法理解‘竹林七贤’的行为，但这几年我开始明白了，你看看魏晋时期的时代背景就会明白。”他指，当然这不代表会自己像竹林七贤那么纵情声色、做出像阮咸“与群猪共饮”等等荒诞行径，但会对他们多一分理解。

借此，蔡子强寄语年轻人要熟读历史，知道自身的局限，亦明白到历史发展进程总是充满变数，所以对局势既不要空言乐观，也不要空言悲观：“以前我会觉得自己是个‘军师型’人物，善于推敲，喜欢分析大局。但年纪渐大，最后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计算不到，于是会学懂谦卑一点。世界远比我们想像中复杂，可能有一些历史的拐点，并不是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以现时的智慧看得到。所以，千万不要轻易说对香港前景很有希望，或是很无希望。现在的确是处于一个相对灰心的时期，但或许有一些希望我们现时未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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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强纵横学术界多年，对本地政治评论驾轻就熟，在访谈中罕有展现伤感一面。但伤感之余，他亦不免苦口婆心、尽最后努力提点年轻人检讨过往民主运动的不足之处。欲知详情，敬请期待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