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联会︱邹幸彤：常委对不交资料共识较大　个人属反对解散一方

警方国安处上月去信支联会多名现任常委，要求在本周二（7日）前，交代过去8年大量财政、会议及活动纪录，并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昨日（5日）表示，支联会不会向警方提供相关资料，质疑警方做法滥权。
邹幸彤今早（6日）于商台节目上表示，常委对不提交资料共识较大，重申支联会不是“外国代理人”，警方无权动用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的权力。至于解散与否，她透露个人属反对解散的一方。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Facebook发文，形容支联会昨开记者会的4人只是“虾兵蟹将”，包括邹幸彤，“邹幸彤这些只懂抛书包但不懂政治的年轻人，连自己正在为谁孭什么罪责也不知道。”

被亲中报章指属“外部势力代理人”　邹：毫无根据

邹幸彤重申，警方国安处的要求不合法理，没有基础动用《实施细则》附表5的权力，因支联会并非“外国代理人”。她形容，警方现时的做法是“夹你喺一个两难位”，如果坚持据理力争，就会用法律和政治的手段继续威吓。她坦言，常委对于解散决议没有共识，但对于拒绝提交资料的共识比较大。

亲中报章《大公报》及《文汇报》今日力数支联会核心成员涉及“外部势力代理人”的“罪状”，包括主席李卓人以视像形式出席美国众议院听证会、邹幸彤于2012至2018年出任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关系密切”的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执委及公司董事，等等。邹幸彤回应指，首先国际特赦组织不是任何国家的代理，是一个以会员为本的国际组织，总部亦是在英国而非美国，“唔明白关美国咩事”，斥有关报道毫无根据；其次，她亦认为个人参与什么活动，即使被视为与外国有关，也不会导致整个支联会就是“外国代理人”，两者应分清楚。

有关支联会内部就是否解散争议，邹幸彤表示主要考虑点在于到底是相信亲中派的“吹风”、认为不解散“后果严重”，还是坚持理念原则，战到最后一刻，拒绝顺应“恐吓”。她透露，自身是倾向反对解散的一方。对于9月25日特别会员大会中，现有会员的立场，她称无从评估。

汤家骅：协助警方调查罪案属公民责任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在同一节目表示，现时法例中有很多条文，都容让执法人员在“合理怀疑”下，作一些表面上侵犯私隐的调查行为，如截查市民、搜查处所等等，主要是基于防止罪案发生的“合理怀疑”，如当事人认为这个“合理怀疑”有争议性，始终都要由法庭决定，而不是自行拒绝。他指出，如支联会拒交资料，常委有机会遭检控，届时法庭预料会处理“外国代理人”定义问题。

他认为，市民有责任协助警方调查罪案，即使因政治理由，情绪上不愿协助，也不能忽略公民责任。

梁振英：调查钱的流向是最好办法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在Facebook发文，指调查这类案最好的办法，就是钱的流向（money trail），所有经过银行的一分一毫银行都有记录，即使用现金也有蛛丝马迹可寻，“顺籐摸瓜，就可以一网打尽。”他指，警方国安处一旦拿到资料，就可以找到过去30多年背后的大鱼，甚至包括在太平洋彼岸的大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