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特首找数】一国与两制渐行渐远？ 反思社会激进化的土壤
特首林郑月娥于竞选政纲中，提到：“若我有幸当选为特区行政长官，我将严格执行《基本法》，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维护‘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并将坚定不移地与大家一起努力，巩固上述优势。”
三年半任期过去，对于一国两制实行状况，不论是港人还是中央看在眼里，相信都难以感到满意。其中，港人与中央互信不足，“港独”思潮严重程度较之2017年有过之而无不及，直接冲击一国两制。对此，闹出修例风波的林郑有无可回避的责任。
如果“港独”主张在香港曾经是隐性存在，发展到今天已演化为实际的问题，这颗香港政治的“毒瘤”必须彻底铲除，不然后患无穷。《港区国安法》生效后，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冲击一国底线等行为，相信一时之间可被震慑。不过单纯的镇压并不能治本，林郑及其他政府官员必须进行深刻检讨，并歇尽全力化解滋生港独的社会土壤。
修例风波动摇“两制”互信
一国两制要行稳远，港人与中央的互信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林郑在任期间，闹出《逃犯条例》修订风波，则在这方面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参考香港民意研究所数据，市民对于中央政府信任程度净值（信任减不信任），由2017年6月林郑上任前夕的-2.9%，一度暴跌至今年2月-43%的历史新低。最新一次在今年8月进行的调查，数字有所回升，但仍只有-29.4%。
港人对中央欠缺信任，亦可体现在具体行为上。反修例示威期间，香港示威者阵营衍生“国际线”，主张欧美政府制裁中国、香港，要求外国制裁自己的国家，这类行为过往属“匪夷所思”，反映有一部分市民对国家的离心力不容忽视。
从中央角度，香港亦出现一些难以坐视的现象。如《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订明特区自行就国家安全立法的宪制责任，然而回归23年来皆未能完成。修例风波爆发后，立法会民主派拉布加剧，通过法案难上加难，二十三条立法接近变成“不可能的任务”。最终，中央无法再忍受香港乱局，直接将《港区国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港实施，条文比2003年版本更“辣”。
今年1月起，中央重整港澳事务架构，国务院港澳办及中联办领导层先后换人。自今年4月，港澳办及中联办先后多次发炮批评香港政治事件，如立法会内会风波、普及检测争议等。上述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央已不相信香港政府可自行处理政治乱局，需要亲自出手。
港独禁之不绝 声势更大
于林郑治下，港独“病源”未能根治，甚至比过往严重多倍。2018年7月，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引用《社团条例》，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是修例风波前政府打击港独的最大动作；香港外国记者会（FCC）及后邀请前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于活动上演讲，政府同年10月拒绝时任FCC副主席马凯工作签证续期，变相将其驱逐出境。
2019年的修例风波，则令潜藏的港独问题直接浮上水面。林郑在推销修例过程中，未能有效回应民主派及民间对于中港法制相异的忧虑，只重复台湾杀人案死者家属、香港“鸵鸟”了二十年等说辞，牛头不搭马嘴，结果反而激起更强烈的质疑内地情绪。
在反修例示威浪潮中，处处可见中港政治矛盾所在。例如各区示威现场中，屡次有人挥舞港独旗帜，并不时有人大叫“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等口号，即使在今年《港区国安法》生效后，相关口号仍偶尔出现在示威现场；多次有示威者于各区旗杆拉下国旗，丢到水中或垃圾桶；去年7月21日，有示威者于游行后一直西进，到西环冲击中联办大楼、涂污国徽，被视为严重侮辱国家主权（只是同日晚上的元朗白衣人袭击事件转移了公众视线）。
民生政策弊处丛生 为激进主张提供养分
所以我们也必须“追本溯源”，认真了解到底港独的苗头是从何而来，才能找出有效的疏导之策。
再激进的政治主张，要是没有充分的社会土壤，最终都难成气候。偏偏，现时对中央管治离心最大的本土派，雏型正正是源于特区政府民生政策处理失当，最终为分离思潮提供了滋生的环境。
香港自2003年沙士后经济萧条，港府与中央签订《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鼓励两地资金、经贸、人民、专业人士往来互通，成为中港融合的起点。其中于2003年开放的港澳个人游（自由行），成功刺激本港消费市道，但同时成为中港矛盾的开端。
例如自由行实施后，大批水货客涌至本港购买日用品到内地兜售图利，于“限奶令”实施前，婴幼儿配方奶粉一度被抢购一空；各区大小街道挤满旅客和水货客，满街旅行箧阻碍居民出行，药房金舖满街，平民商店不敌被抢高的租金接连倒闭；有个别旅客在港做出不文明行为，如随处大小便，影响环境卫生。政府除要求市民“包容”外，什么也做不出。
中港矛盾——由经济民生扩散至政治体制
中港经济融合，自是国家政策大势所趋。然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得益的仅是狭窄界别人士，如业主、零售业老板、个别旅游相关行业，背后的民生代价却要整个社会一起承受。港府在财富“二次分配”上又做得不足，拿不出办法补偿受影响的市民，导致中港融合的经济收益落不到大部分港人身上，反而令其受到负面影响，引发了一些敌视内地人的不健康情绪。
《香港01》并不认同盲目的排外行为。不过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平衡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是不可能回避的议题。政府任凭这种对内地人的不满情绪继续滋长，先是冲击市民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再加上原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分歧，揉合其他激进民主派系，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势力。本土派系先后发起屯门、上水等区的“光复行动”，出现“踢箧”等激烈行为。其中，因旺角骚乱案入狱、曾被视为本土派象征人物的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最初期正正是参与反水货示威“起家”。
林郑政府又有没有纠正过往政府遗留下来的问题呢？至起码政策层面上看不见。政府于2017年10月发表的《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所提的四大策略全是如何吸引旅客，“将香港发展成为世界级的首选旅游目的地”，没有提及如何平衡旅客（内地人占绝大多数）对民生的影响。
2018年10月港珠澳大桥通车后，大批内地旅客于周末经大桥直入东涌市区，塞爆街道和商场、坐满餐厅，对区内居民生活构成严重影响。部分内地团未有安排本港“地接社”接待，更涉嫌违反本港法例。不过政府起初连这些旅行团有没有违法，答案也前后不一，要到地区团体群起抗议后，林郑才如梦初醒，于同年11月底表示会每周审视大桥香港口岸客流及分流等情况。
理顺一国两制 由调节民生政策做起
中港矛盾，是由最落地的民生问题，一步步结合政治意识形态矛盾，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发酵，最终衍生出分离意识，冲击整个一国两制的实行。
林郑月娥于竞选特首付间，曾在论坛中表明“港独没有空间”，当选后会加重香港及内地的关系，认为港独思潮难以散播。但她似乎并未意识到，正因为中港融合的过程中，中国内地的利益和本地小市民的权益未能有效对接，导致两地人民产生隔阂；隔阂再混合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林郑较早前因要向中央争取惠港政策，押后发表施政报告，据报亦争取到一些在创科、航运、青年就业政策上的便利。固然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上，中央的支持是不可缺少，但单向支持并未足够，更为根本之处，是林郑和其政府团队必须重新思考中港关系的真貌，在政策上予以疏导，调和中港矛盾。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处理好，才能让分离意识再无发展空间，将国安法的效用发挥到最大。任何人伤害到一国两制的发展，都会是伤害港人最大利益的历史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