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建制派的局限与矛盾　廖长江：不盲撑政府　但总不能割席

说起廖长江，“低调”几乎是他的代名词，十大立法会议员或行政会议成员评分，甚少见他上榜，但身为立法会建制派“班长”，廖长江的角色可谓举足轻重。政府与建制派是命运共同体，但一场修例风波，令两者矛盾尽现，游走于行政、立法之间的廖长江接受《香港01》访问，罕有谈及建制派的角色定位。廖长江说，建制派从来不是盲撑政府，而是“是其是，非其非”，指出政府的问题，改善施政。但他承认，这个监察的角色会随著政治矛盾升温，空间愈来愈少，因为建制派在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终归要支持政府，才能保持特区宪制的有效运作。他直言，即使建制派批评政府多么严厉，身份角色始终不会变：“你（建制派）总不可能和政府割席。”至于特首没有政党背景，在立法会内难有“铁票”，廖长江坦言难以解决，这和中国整体的宪制有关。他认为要改善此情况，有一项甚为艰巨的前提，牵涉到未来两岸局势的发展……（访问二之二）

专访｜泛民去留靠民调　廖长江：犹抱琵琶半遮面　吁摆脱激进捆绑

自称建制派“跑腿”　立法会需要更多何君尧？

作为建制派“班长”，即协调者，外人看来可能会觉得“位高权重”，但廖长江斩钉截铁表示，“建制派”不是一个政党，有许多不同的光谱：“建制派内自己也有六大板块、五名独立议员，除大是大非的政治议题外，我们不会有一套完整、统一的意识形态。”廖长江谦称自己只是“跑腿”，负责与不同建制派沟通协调，而他相信建制派议员最终都以大局为重，尤其经过去年修例风波后，他觉得建制派团结程度有所上升，不需要他忧心太多。

廖长江于2012年循商界（第二）界别晋身立法会，4年前开始担任“班长”，他惯于在背后协调、指挥大局，与喜欢争曝光、上电视的议员恰恰相反。问他哪位建制派议员较“难搞”，廖长江说，只要不影响整体建制派的声誉和合作，完全不需插手。即使言行出位的何君尧，他也表明和对方的沟通没有问题：“何君尧是民选议员，有自己的走位和方向，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基于互相尊重原则，我也处理不来。”

对于何君尧曾在集会中表示对提出“港独”的人“杀无赦”，民主派向其提谴责动议，廖长江认为只是小题大做：“没有人觉得他真的会去杀人。”

反而，廖长江形容，何君尧某程度补足建制派过往欠缺的“火力”：“每个阵营都有自己的‘重炮’，以前的泛民有长毛（梁国雄）、陈伟业、黄毓民。重炮是一个必须的武器，我们（建制派）不会再像以前般，在议会内‘任打唔嬲’。你会看见周浩鼎、陆颂雄，甚至蒋丽芸等等，都有不同的方法反驳对方的侮辱。在这方面，何君尧有自己的工作方式，但我也会认为他是我们建制派的重炮手之一。”

不正常议会　建制角色不可避免受限

一提到建制派，民主派会高举“监察”角色，批评建制派事事撑政府，批评也可能是“小骂大帮忙”，关键时刻便会“归队”。廖长江反驳指，作为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有责任确保香港特区宪制有效运作，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而政府在立法会内，最终都要靠建制派支持才可通过法案。在一个正常的政制中，如果政府在议会内无票，已经“死咗好耐”。

他指，建制派一直希望做到的，就是拿捏好一个平衡，既不盲目支持政府，又确保宪制有效运作：“我们建制派中，学识比泛民优秀、国际视野更好的，大有人在，怎会盲撑呢？”他强调，建制派在大是大非议题上，如打击“港独”、“一地两检”、《国歌法》等，当然会支持政府，但同时间也会“是其是，非其非”，尽监察角色。

不过，廖长江承认建制派这种取态，相当受到香港政治环境的影响：当政治气氛尚算正常、拉布没那么严重时，建制派有较多的空间与政府周旋，部分民生政策如元朗17亿元“天价”行人天桥、提高长者综援门槛、三隧分流，在建制派压力之下，政府最终都搁置推行。

相反，当政治气氛变得壁垒分明、拉布严重，建制派监察政府的角色会无可避免受到限制，因为在政治角度，建制派终归需要支持政府，当事事政治立场行先，建制派就更加不能和政府唱反调，甚至连在会议中多发言几次都难。

忆《逃犯条例》争议：曾不止一次提醒政府

这引伸出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建制派在大是大非政治问题上一定要支持政府，否则整个特区体制难以运作，但当议题既牵涉政治争议，政府又犯下严重技术错误时，建制派是否也被迫支持政府，不能纠正？有关这个问题，去年《逃犯条例》修订争议可算明显案例：条例本身有巨大政治争议，而政府应对民主派质疑的技巧被指拙劣，两度修改内容都无法平息民愤，最终引爆回归以来最大型政治危机。

事隔一年，廖长江由始至终都认为，修例本身“无伤大雅”，没有民主派演绎得那么严重，甚至认为争议性会低于“一地两检”，只不过民主派擅长“贩卖恐惧”，而修例一役又刚好“赌中”了，“香港对很多国家都有（引渡安排），为什么偏偏对自己的国家不行呢？”然而，他同意政府在宣传工作上做得很差，往往被民主派牵著鼻子走：“（政府）完全跌落反对派的narrative（叙事角度）中，处于被动守势，但明明政府应该理念先行，主动出击说明清楚，抢占舆论的主导权。”而政府于5月底第二度修改条例内容后，廖长江表示，原先对修例有保留的建制派，其实大都已“收货”。

不过正如电影《天能》的台词：发生的事就是发生了。政府无法满足民间的诉求，去年6月9日数以十万计市民上街反对修例（民阵称103万），但政府当晚发声明坚持6月12日如期恢复二读，引爆6.12升级示威。6月15日，政府宣布暂缓修例，但争议早已扩散至警方执法问题。不少政界人士都慨叹，要是6月9日这个关键日子，政府能早一步洞悉危机，整场风暴都可避免。同为行会成员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受访时曾表示，曾在6月时询问政府会不会退让，政府说不会，但政府不久后就公布暂缓，有感自己“被跣”。

关于行会成员讨论内容，廖长江表明不能细谈，但他透露自己于6月9日游行前后，已不止一次向政府提醒风险，收到的回应都是“政府不会撤回修例”。他指提醒的责任已尽，最终由政府决定及承担后果，“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叫政府‘放手吧’，放与不放，是他们决定。香港始终是行政主导，不是立法主导。我作为议员，责任就是提醒。”

▼逃犯条例争议过程▼

“建制派不可能和政府割席”

但不论如何，政府“自爆”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市民迁怒于建制派，后者于去年底的区议会选举历史性大败。林郑上任之初，曾扬言做好管治工作，与建制“分红”，结果大相迳庭，加上立法会选举又至，部分建制政党很多时候都要与政府保持“社交距离”，加入批评行列，挽回选民支持。

不过，廖长江坦言建制派终归是建制派，有一些身份是既定、无法改变的：“比如说民建联走出来，大家会觉得他们不是建制派吗？中央要求建制派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你如何回应？割席，怎么割呢？政府推出一些法例，有争议但大是大非，你最终能不支持吗？《财政预算案》，你能不支持吗？就算不是其他人要求，我们在理念上也要支持（施政的顺畅）。”所以他认为，所谓建制派和政府“割席”的说法，不可能做到，最多只能说是“做好是其是非其非的角色”。

“除非台湾回归，否则香港难有执政党”

这又会回到根本的制度问题。受限于《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特首不能有政党背景，在立法会内无固定的票源，结果政府“有权无票”。如是者，政府没有民意授权，必须倚靠建制派的票支持政策，但当政府犯错，建制派也不敢和政府走得太近，施政又显得寸步难行。实行政党政治问题，回归以来已被多次提及，有论者认为当香港出现执政党，坐拥一定的民意基础及立法会票数，可令施政顺畅，而建制派有机会执政，或许少了一些“焗撑”的矛盾与尴尬。

可是，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廖长江认为，容许特首有政党背景，不单是一条法例的问题，背后牵涉到中国整体宪制，《中国宪法》序言列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廖长江指：“中央会不会容许在自己的地方，出现另一个执政党呢？即使中央愿意，又会不会为了香港这个议题而修宪呢？”

他提到一个难度颇高的前提，就是“台湾接受一国两制方案回归”。他解释，台湾现时已有执政党，两岸统一后要平稳过渡，就可能需要修宪加入政党政治的内容，届时就可一并改革香港的制度，但只为香港而作修宪，他觉得机会不大。

爱国者与建制派之别

说了那么多建制派的角色，那到底建制派在政治问题上，是否永远都和政府站在同一阵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接受《观察者网》访问时曾表示，建制派人士不一定是爱国者，当中部分人没有家国情怀，愿意跟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背后动机不是热爱国家，而是因为自身利益。

廖长江表示，不确定这个情况是否存在，但即使存在亦未必有很大影响，因为“拥护中国共产党管治”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使意识形态上未必和中央完全一样，在宪制上也要接受共产党的管治，并发挥稳定社会的角色，实际上分别不大。

“当然，也不排除有人表面上是建制派，但内心不那么建制。有些人会做出来，有些人则不会，只收藏在心中。”廖长江说，始终建制派有不同光谱，也有程度之分。那到底哪些人有这种倾向？廖长江笑一笑：“当然我不会说。”

冀“明日大屿”解深层次矛盾

建制派到底如何“是其是、非其非”，摆在面前的“明日大屿”前期研究拨款，或可做一次验证。廖长江说，建制内部未正式讨论是否支持，他知道部分人有保留，但他认为香港深层次经济、房屋、上流机会问题，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状况方可有效解决，“明日大屿”是一个跨二、三十年的愿景，尝试解决土地不足问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现在不做，何时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