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例风波一周年｜警队染政治机构色彩　社会学解读：因管治力量降

反修例风波至今一年，去年6月12日在金钟发生的冲突，开启了往后长久的纷乱局面。在过去一年间，警察是全个社会中，被讨论得最多的一个群体。政府和建制派坚称他们维护法纪，劳苦功高；民主派／示威者一方则批评警察滥用权力，必须问责。
特首林郑月娥上月回应传媒期间，称自己“都是读社会学出身”，因此会明白社会深层次问题，言论引起质疑。林郑会否如其所言明了社会深层次矛盾有待时间验证，但传统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她肯定相当清楚，且似乎执行得非常准确，那就是“权力源于武力”。
过去一年，从警察与政府之间的权力互动，可以看出警察拥有的实质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究其根本，源于警队是现时全港最大的合法武力使用者，当政府政治上处于弱势、欠缺民意认受时，武装力量的势力就会强大。问题是，我们该怎样去理解此现象？而这种趋势对香港管治又有何影响？摸索出一条提升香港管治水平之路是否可行？

传统社会学解读：权力来自“垄断正当暴力”

支持一个政府统治的元素，不外乎权力（Power）和权威（Authority）两大类。社会学三大鼻祖之一韦伯（Max Weber）对于权力的介定，是违背他人意愿，让他人顺从自己意愿的能力。而对于政府，定义是指在领土范围内“垄断对正当暴力的使用（Monopoly on violence）”。简言之，掌握政府实权的人，可以定义哪些人动武是“合法武力”，哪些人是“非法暴力”，从而达到管治的效果。所以一个国家最容易通过政变夺权的，往往是军事领袖。

此外，韦伯提到掌权的人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如建立法理（如法律制度、专业化）、建立传统规范（如意识形态、信仰）、强调个人魅力等，树立自己的“权威”（Authority），巩固统治的“正当性”（legitimacy），令人民心悦诚服接受统治。

港府弱势　管治权力源于警察？

在这种情况下，如政府先天已非民选产生，后天又因为某种原因失去管治的道德力量，权威受到质疑，那么管治的唯一支柱，就只剩武装力量。

中大社会学系前副教授陈健民向《香港01》记者解释，以香港过去一年的情况，特区政府由处理民生问题，到后来《逃犯条例》修订一役的表现，都失去管治正当性：“一个政府维持正当性的方式很多，即使政制未必民主，也可以用经济发展、意识形态、理性的法律制度等等，让人民相信管治者。今日香港政府在几个方面都崩溃。”

难怪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说法：现今香港政府真正权力来源、支撑其管治的，不是法律或任何制度，而是三万警察。

▼张建宗得罪警察风波▼

林郑否定独立调查  与警队具实质影响力有关

关于这一点，读社会学出身的林郑月娥肯定有深刻而复杂的体会。《路透社》去年9月公开一段私人讲话录音，林郑指政府“除了三万警力外，什么也没有（apart from the 30,000 men and women in the force we have nothing）”。内容固然刺耳，但亦道出赤裸裸的现实：在这个时候，武力即是实力，即是政治的基础。政府在《逃犯条例》一役已失去管治社会的道德力量，只能靠武力维持表面的稳定，否则整个特区管治体制都会土崩瓦解。

 于是，警务处名义上只是保安局辖下一个执行部门，但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警察拥有着无形而真实的政治影响力。举个例子，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堂堂特区第二把交椅，名义上是警察的“上司”，但在元朗7.21袭击后为警察当晚行为道歉，旋即惹来警察群起批评、发信公然要求“退位让贤”，行为涉嫌违反《警察通例》不得直接去信政务司司长的规定。4个警察协会其后召见张建宗，表示“满意”司长的解释后，事件才告平息。

在这种环境下，港府便受到质疑，指其对于警队个别涉嫌违规的行为，处理也会相对“宽容”。如去年示威浪潮中，不时有警务人员被拍到涉嫌使用过分武力。对于监警会的反修例专题报告，社会大众相当期望，报告能提出警方某些违规行为，指出问题所在，并提出问责处分的建议。然而，报告最终并没有指出警方涉嫌过分武力的情况，部分评论亦直接采用警方的说法，未能满足公众期望。

这背后涉及制度性的问题：目前投诉警察制度属“自己人查自己人”、监警会没有调查权力，只能依靠警察“自愿”提供资料。因此社会主流声音，包括部分浅蓝人士，都认为政府应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反修例事件，同时调查示威者和警察，才可得出公允的结论。

然而政府由风波发生至今，都拒绝独立调查。林郑去年8月底一场与青年的闭门会面中，有出席者引述她指，警队对独立调查有“先入为主”的抗拒；林郑上月回应监警会报告时，再次重申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查警察，因为这会“削弱警队”。因此外界普遍的解读是：警队已有足够影响力，直接左右特首的决定。

外界容易质疑警队具政治色彩

再进一步分析，由于警察在纷乱社会局面中，具有实质影响力，所以会出现被不成比例地高捧的现象。例如外号“光头警长”的警署警长刘泽基，因在一场警民冲突中举枪指向人群示威者，知名度提升。自此，他成为内地官方政治宣传的代言人，先后获邀上京观看升旗礼、登上内地官媒节目。在官方加持之下，刘化身内地网红，经常于微博发表“极蓝”政治评论，包括批评特首与示威者对话，甚至“希望”罢工医护感染新冠肺炎，涉嫌仇恨言论，但至今未见政府追究。

陈健民指出，在这种现实环境下，警察会愈来愈难维持政治中立，性质上也愈趋接近政治机构。

陈健民：单靠武力不可能维系统治

不过陈健民提醒，政府单靠武力镇压并不可能维系统治，因为武力只能诉诸人的安全感、恐惧心理，市民不会真心服从，而是会转向认同另一个权力来源。

他举例指，香港过去一年间，现行法律制度包括执法部门、法院、立法会，都受到质疑，民间已经出现声音，不再认同政府可以“垄断暴力”：“在正常情况下，私了是不应被接受的。但今日香港的状况，民调中竟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私了（按：根据《明报》去年10月民调，有18.2%受访者支持‘示威者可以武力还击对方’、52.6%认为‘示威者可以自卫，但只限于制服对方’）。”

陈健民强调，这种现象确实不健康，但当大众开始接受“政府以外的暴力”时，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危险状态，显示政府权力受到根本的挑战。因为市民会问：为何还要服从一个不公正的制度。“那么，政府就不能有效地‘垄断暴力’，因为有另外一个获一定数量人民认受的‘正当暴力’来源出现。”他指，当社会出现多于一个获得认受的武力来源，最恶劣情况会触发内战，虽然香港现时情况没那么夸张，但单单目前的社会乱局，都足以引以为戒，重建政府与公众的信任才是根本之道。

刘兆佳：警队具“半军事”性质　有责任维护宪制秩序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刘兆佳指出，香港的情况较特殊，一国两制下驻港解放军不会随便介入香港事务。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看，香港警察实际上扮演维持治安、镇压暴乱的双重角色，具有一部分军队功能，可算是“半军事”性质。因此政府须确保无人能挑战警队“唯一合法武力”的角色，否则不可能管治下去。

他分析，反对派和参与暴乱人士所希望达到的，正是让警队边缘化、不再支持特区政府，从而瓦解警队的战斗力，迫使解放军出动，令外国宣告一国两制死亡，这是典型“颜色革命”的其中一步。不过刘兆佳认为，警队在止暴制乱过程中不断累积经验，足以控制局面，表现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同，反对派的攻击反而增强警队内部的团结。所以，警队无论是战斗力、对中央的认同感都已全面提升。

至于警队会否一定程度上涉及政治色彩，刘兆佳指，警队执行法律时自然不得偏袒。然而，“政治中立”不代表完全没有政治立场，而是需要向特区政府效忠，警队作为政府的一部分，本身就有责任维护现有的宪制秩序，自然会引起反对派的政治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