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政府提3修订 刑恐、“衰十一”不引渡 加人权保障
争议多时的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内容有新进展，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晚（30日）在政总西翼大堂会见记者，表示已接纳建制派就修订《逃犯条例》内容提出的两项建议，即提高移交门槛，由罪行刑期3年增至7年或以上；同时向特区政府提出引渡要求的国家或地区，必须要由当地的中央级别机构提出。
李家超称，政府将会提三方面共六项修订：
一：缩少特别移交安排的适用范围至最严重罪行，将罪行引渡门槛提升至7年或以上
二：在启动移交时为疑犯加入更多限制，在协定中加入无罪假定、上诉权、探视权、不强迫认罪等符合人权的条件。
三：加强疑犯保障，只会处理要求引渡地区最高检察机关提出的引渡要求，如内地只会接受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引渡要求。
李家超表示，将移交刑期门槛提升至7年或以上，将可剔除三类共七项罪行，包括刑事恐吓、将枪枝交予无牌人士，以及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等有关色情活动的罪行，因有关罪行的最高刑期为5年。
对于将移交门槛由3年提升至7年，为“彰显公义条线”可以改变，是否倾斜商界？李家超称将门槛提升至7年是适用于任何人，强调未到最严重的罪行，如恐吓、非法将枪械给予无牌人士等罪行都可以豁免。
被问及“大刘”刘銮雄案件中，澳门哪个级别机构便可提出请求、而在台湾杀人案中，由哪个级别机构可提出请求。李家超指，在联合国范本提及中央区别的机构，会按每个司法管辖区而决定，至于台湾的最高区别机构是甚么？他称会再与台方沟通。
被问到为何建制派今早发出联署后，政府随即回应？李家超称是听取不同意见，综合不同意见后的回应。他称有意见称要提升至7年、亦有指10年，惟他称所剔除的7项是一般人的罪行，因认同有研究指，应该只处理最严重的罪行。
被问到在启动移交时为疑犯加入更多保障，即代表会以行政手段处理，那么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他称联合国范文表明，要求移交方提出保障，会写下双方的协议并交给法庭，故当然具有法律效力。对于特首是否可以拒绝中央最高机关的请求？李家超称，首先在现有制度，特首有权处理或不处理任何个案，特首在履行逃犯条例下，必须要接照修例的条文，亦必须守法。
被问到今次是否最后微调，不会再修改？李家超表示，在综合意见后认为是最适合的方案。
李家超指，修例引起社会讨论，政府一直听取各界意见，一直无间断向社会各界解说，政府各司局长出席不同场合，与本地、外国商会等进行面对面沟通，因立法会未能成立法案委员会，政府会继续进行解说工作。李家超表示，亲自理解法律人士对条例理解不多，以及有人士对修例有不正确的理解，重申修例为处理台湾杀人案，堵塞漏洞，维护社会公义，强调修例参考联合国范本的做法。
| 三方面共六项修订一览： |
| 第一方面，缩小“特别移交安排”的适用范围至最严重罪行。 根据原本建议，涉及的罪行必须可判监三年以上。很多意见认为草案既然是针对没有长期协议的个案式移交，应该只处理特别严重的罪行，因此应该把罪行门槛提高。由于个案式移交属于未有长期协定的补充安排，应该更加谨慎处理，政府接受应该处理最严重罪行这意见。考虑到最严重罪行在香港会在高等法院原讼庭审理，涉及的都会是属于可判最高刑期为七年或以上的罪行，因此政府决定把罪行定于可判处最高刑期七年或以上。 第二方面，在启动“特别移交安排”时加入更多限制 第一，根据草案，如个别情况需要，可在协定加入条文，以进一步限制可移交的情况。针对社会关注逃犯被移交后在审讯中的权利，我们认同可在协定中加入包括无罪假定、公开审讯、有律师代表、盘问证人权利、不能强迫认罪、上诉权等符合一般人权保障的要求。由于“特别移交安排”的文本会在交付拘押的公开聆讯时向法庭提交，因此公众亦可透过法庭的公开聆讯知悉有关安排。当法庭作出移交命令，行政长官作最后决定移交时，亦可用人道或其他理由不作移交。 第二，请求方需要作出保证，有关罪行是在有效追诉期内，或不属于因任何原因而可以免于起诉和惩罚的，例如特赦。 第三方面，加强保障疑犯利益 第一，鉴于公众关注请求方提出移交的严谨性，并就如何处理内地提出的要求，我们参考一般国际做法，认同特区政府应只处理由当地中央政府提出的请求。以内地为例，特区政府只处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移交要求，其他的不作处理。同样地，在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方面，包括刑事调查或充公刑事犯罪得益有关的协助要求，特区政府亦只处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或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要求。 第二，有意见认为，被移交的香港人，在定罪后应可申请回港服刑，这可让他们在语言、习惯等熟习环境服刑，有助于更生和家属探望。我们同意这方面意见的方向。由于现行《移交被判刑人士条例》不适用于内地，我们在《条例草案》通过后与内地跟进这项工作。 第三，为了更加照顾被移交人士的利益，我们会以个案方式，商讨移交后的探望问题，通过合适的方法，包括领事（如移交给外国）、官员探望或其他特别合作安排作处理。 |